不同族群要建立稳定的交往，必须相互了解，也就是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这样相互间的行动才会被对方理解，这就要求务知其俗，夷夏双方都从这上面努力。从许多交往的细节可以看出，夷夏的交往中，既有相互之间对对方不合实际的臆想、揣度，也有通过了解，因其俗而制定合理的政策。在这方面，宋朝就一点也不颟顸，在决策中对作为他者的夷狄一维颇为关注。富弼观察到契丹人“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所以视中国用人，亦如己国”，所以契丹人想象中，宋朝宗亲称为“八大王”的燕王最厉害，“朝廷庶事，皆决于王。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严刑好杀”，小儿夜哭，就恐吓说“八大王来也”，牛马不下水渡河也说，“必是八大王在河里”，连契丹使节每要问及八大王安否。这其实完全出于契丹人从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贵戚的风俗而对宋的臆想，宋宗室亲王基本没什么实际权力。富弼认为可以利用契丹人的这种尚贵戚的认识，稍复宗室，以期震慑契丹。有趣的是双方都有对对方的臆想，宋朝人听说的契丹南大王、北大王、鲁王，以为都是了不起的良将，富弼接触后认为未必名副其实（26）。熙宁五年，在讨论王韶带何职名时，文彦博认为：“边人不知职名高下，但见呼龙图即以为尊”（27），建议授予直龙图职名，以震慑边人。其实直龙图阁并非很高的职名。边帅多带龙图职名，西夏人对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赵卨说：“我不敢犯龙图”（28），就是这种风俗。
    这些考虑都是顾及到了夷狄一维，通其情，知其俗。又如异族文字，表面上宋人对其颇为歧视，但在具体实践中，边境上对敌宣传也刻印蕃汉双语文字，西夏方面也有蕃汉对照的双语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以备日常交往中使用。宋的大臣，如余靖，“前后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29）。夷夏双方在行动中都试图理解对方一维的视角，无数这样的细节就构成了如阴阳互动的夷夏之势。夷夏双方在这一过程中都要换位，和谐的交往才能达成。双方的说法与做法在实践中都需要一系列“技术处理”实现默契。夷夏之间的“势”就在这种双方频繁交流中确立，夷夏内外、进退的“度”也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这些实践智慧不能完全避免冲突和伤害，但为默契、缓和与修复创造了最大可能。
    宋、辽、西夏边境的严格管制也没能阻止信仰的交流，宋朝的信众不顾边禁，越境到辽国律寺受戒（30）；辽国的僧人越境远赴西夏河西访师参问（31）。五台山在唐宋时代成为整个亚洲著名的佛教中心，天竺、西域、吐蕃等各族信众均视之为圣地，不远万里前去参拜。五台山在宋朝境内，西夏元昊曾多次请求前往瞻礼，由于宋夏交恶，难以前往，元昊就在贺兰山建造北五台山，辽国在境内的蔚州也有自己的五台山，甚至新罗、日本也有五台山。（32）虽然各国有自己的五台山，但对五台山的信仰是一样的。和天下一样，五台山这个中心也是分而不崩。从高丽到于阗，横亘万里，佛教世界众生不分种族，佛性上平等，外来佛教的传播，没有造成族群对立的圣战，反而扩大了东亚广大地域、众多族群共享的文明基础，增加了向心力。佛教成功地融化在东亚的天下世界中，这除佛教理论本身的包容性以外，天下观念的兼容性也是重要原因。
    三
    天下包含的夷夏如阴阳，互依互动是整合多元世界的一种有效的观念平台、实践智慧，兼具华、夷二元视角，尤其注意被忽略的天下的夷狄一维，这是一种完整的中国经验。中国能实现连续性的“广土众民”，多少与此有关。
    总之，天下不是出于哪位圣人的设计，它是广阔的东亚世界在长期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族群之间最经济、最不坏的一种选择。天下巧妙地包容“夷狄”的表达，夷、夏在实践中灵活地调适实现默契，双方共同锤炼出天下这一具有最大兼容性的经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夷、夏紧紧被绾合在一起，二者是阴阳共生、共存关系，双方非常奇妙地存在于对立、互融的“势”中，既保持了相互独立，而在事实上已经融为一体。天下的虚位给各族群以平等入主的机会，不同的族群不断加入，在这个兼容的平台上，有一种内在的向心力把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天下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挑战习以为常的形式逻辑，也不是故弄文字的狡狯，我们努力传达一种几乎不能传达的关于天下的完整的经验。多元与一体并存不碍，“千灯共照，各不相碍”，而又共成光明，这样的华严境界就是天下的传神比喻。（33）
    现代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族群状况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杜赞奇），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包含了许多像天下这样既在历史的记忆中，也在现实的延续中的中国经验，正是这些经验历史地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我们一致受惠于这种经验，根据文明发展的“可接近性”原理，这种经验最大程度绾合、支持了不同族群的持续接近、交融和竞争，这种差异性的接近是技术和思想进步的重要契机。（34）在这种视角下观照隋唐统一帝国崩溃以后的一千年，辽、宋、夏、金、蒙古的对峙的分裂时代其实是一个卷入土地、民族更广阔的亚洲的大战国时代，元朝统一了这个战国，但在还未能成功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就灭亡了，明与北元是另外一个南、北朝（许倬云），清把这个南北朝重新绾和为统一帝国。也有学者表述为这是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姚大力）。拉铁摩尔也注意到游牧方式对中国历史循环的影响。夷夏互动之势，一直是中国形成的原动力，元与清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超出二元互动的大势，我们关注天下的夷狄之维，但不认为有所谓“超越中国的帝国”（罗友枝）（35），西方学者可能没有体会到前揭华夷间如阴、阳的那种进退互融的“势”，如果没有广阔的历史视界，把二者看成截然对立的，就可能得出“征服王朝”、“超中国”、“大清非中国”这类结论。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有一个较为中肯的看法，他提醒应警惕研究中的两种偏向，一个是“宋元观点”，从华夏正统观念出发，认为辽金西夏是异族、外国；一个是站在相反立场的“辽金元观点”，简单分割两个刚性对立的“纯中国世界”与“非中国世界”，以“征服王朝”的观点来看问题。（36）这两种倾向都没有从二元互动的“势”去把握长时段的历史大脉络。毕竟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文献的丰富性，从两种偏向出发，都可以发现大量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局限在某个断代或抱有某种偏向、或偏离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预设去做研究，把某些阶段性的、特殊的现象强化为长期的、一般的规律，结论的偏颇就不可避免。历史研究还是应该努力保持客观，从避免偏见上下功夫：突破断代拘囿，以期通观达识；正视史料的矛盾，以成更圆融的解释；回归中国经验，以求锤炼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