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的繁荣来自“长城-天山”商路沟通了东西之间的商货贸易，这条商路的开通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拉铁摩尔敏锐地发现，“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33）从道路中可以看到沿线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拉铁摩尔进一步提出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在道路形成中的作用不同，游牧者迁徙的牧道是社会原动力，还发展不成真正意义的道路，只有成为财货的流动之路、贸易朝贡之路、绿洲与草原的交流道路，这几种力量关联交织而塑造的道路，才是“真路”。（34）“历史原动力”在商路的形成中具有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的来源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的关系中来看。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35）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36）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样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长城内是农区，外是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是沙漠绿洲，外则是草原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清朝再次击败控制天山的准噶尔游牧势力，打通了长城-天山沿线两侧的道路，使得农业地带、草原地带、绿洲的力量在“过渡地带”得到平衡，促使东西交通路线再次恢复。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37）因此，天山也成为连接南北的“过渡地带”，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前者主要联络草原绿洲为“草原之路”，后者主要是联络沙漠绿洲为“绿洲之路”。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在天山腹地的古城交汇，并通过它与长城的交通线相汇，从而形成了一个“陆上地中海”的纵横交织的交通网络。
    天山不仅南北气候迥异，而且山上、山下具有显著的地理与气候落差，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文化空间，山上的山居民和山下的绿洲民之间以金属、牲畜交换山下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形成商业市场。各个绿洲的特色不一，清代乾隆年间，纪晓岚描述新疆的特产说，“西域之果，葡萄莫盛于吐鲁番，瓜莫盛于哈密”。（38）在19世纪末成书的穆斯林史料《依米德史》中对天山南路的“七城”特点都有记载，和田绿洲，“这里盛产绸缎，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和各种宝石。这个城市足以使一个庞大的商贾开销掉自己所有的钱财。和田的手工艺品不是那一流的商家靠金钱可以买得了的。这里的土地较其人口小而瘦，粮食不能自足。但盛产各种果实乃至剩余。”阿克苏绿洲，“这里少见手艺人，大部分是庄稼人。阿克苏有着丰富的粮食和水果。还有多而美的大米。这些大米往往被运往其他城市出售。”吐鲁番绿洲，“这里还有驰名各地的葡萄，白如雪朵的棉花。”（39）穆斯林史料不仅可印证汉文史料，而且还提供了汉文史料所不具备的视角。
    如果将“长城-天山”主路视为“主航道”，如水系的“干流”；而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是两条主要“支路”，如水系的“支流”；而更次一级的道路，则为更低一级的“支流”。依次类分，不同“干流”与“支流”的汇合处形成各种地方层级的市场。如商路东端的百灵庙、商路西端镇西（巴里坤）都是曾经的地方中心市场。以商路的各级中心形成的市场体系是一种与农业地带具有明显差异的区域体系，不仅对施坚雅提出的农业区市场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可提供一个观察新疆区域史的新视角。以商路市场层级为中心，可以分别识别出不同的区域：“天山-长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天山侧面（山居民与绿洲民）、草原绿洲、沙漠绿洲、河流、山脉等（40）。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41）但是，通过天山这一历史“主轴”或许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和人勾勒成一幅更为完整的画卷。通过区域史有助于恢复以往在新疆历史书写中被忽略的事件，如在长城-天山的道路以及在道路上奔走的骆驼客，过去他们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但在拉铁摩尔看来，这些“非汉非胡”的“过渡地带”人群，却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主体始终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在历史认识中的地域概念，不只是历史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限”。（42）许倬云指出，中国近代史的过程，“迂回曲折，若从‘我者’与‘他者’的调换，将中国原有的文化，化‘他’（西方文化--作者注）为‘我’，弃‘我’为‘他’，在中国历史上毋宁是仅见的深远变化”（43）。基于对民族主义知识的反思，必须还要有化“我”为“他”的眼光，以历史的“我”看历史的“他”，这样才能重新观察和解读以天山为背景的各种事件，从其中的“变”与“不变”，体会新疆历史的复杂性、生动性和模糊性，重新理解新疆及其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