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历史。不过以记录的形式说明历史，是在有文字以后。文字载录历史由简单趋于繁复，逐渐形成系统的专门性史著。人们在撰史实践中，迫切需要对以往的史学现象进行总结，借鉴前人的思想资料和成败得失，因而又产生史学理论著作。史学理论的萌芽和产生是随着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历史著作的累积发展而逐渐完整成熟的。就著作形式言，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与讲述理论的撰述不同。前者如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主旨是其父班彪《王命论》思想，都可说是这两部书的理论，但这类书以历史事实为主，论断则寓于叙事之中。后者如《史通》，主要讨论前人史籍，探本寻源，分析利弊，找出通则，阐述理论主张和具体方法。梁启超认为史与史学的出现有先后关系，无疑是正确的。
    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虽然到唐代《史通》才出现，但春秋时期各国诸侯普遍撰作史书，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主张。孔子修《春秋》，据鲁亲周，详内略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其目的如《孟子》和《文心雕龙》所说，是“使乱臣贼子惧”，是为了 “举得失以表黜陟，惩存亡以标劝诫”；说明褒贬论和惩劝论在春秋时期 已经形成。《左传》载晋国董狐、齐国南史，不畏强k1m802.jpg，不怕杀头，据事实录，反映了它的直书论，代表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厥后王充甲班乙马，张辅劣固优迁，《文心雕龙》立《史传》专篇，他们或论述史家思想，或品评史书体例，或研讨史学现 象，虽约略依衡，高论不多，仍可为后世史家借鉴。知几正是吸收和总结隋唐以前的史 学理论和方法，提高阐发，才撰成《史通》一书的。
    《史通》与郑樵、章学诚两书相较，《通志》真正涉及史学理论的只有《总序》一篇，扩大也可把《校雠略》、《艺文略》诸篇之序包括进去。《文史通义》兼论文史，体裁多为札记，义例也不甚严格，虽在理论上多有发挥，但仍在知几牢笼之下。至于世界各国中世纪史林，更找不出类似《史通》的著作。所以说《史通》是我国中古社会仅有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系统讨论的撰述。又由于《史通》总结了过去的史学现象，处处从实际出发，言简意赅，没有空泛之论，因此对隋唐以后的史学产生很大影响，即使阳毁其书者，也无不暗中奉为圭臬，如浦起龙所说：“继唐 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以现代为例，与哲学史、文学史相较，中国史学史的编撰一 直瞠乎其后，而解放前较好的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解放后重印），隋唐以前大部 采用《史通》的论点和资料；解放后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隋唐以前的半部，也主 要依靠《史通》。他说：“刘知几于六朝人的史学及史家著述，揣摩殆遍，《史通》一 书，可以说是隋以前的中国史学史。吾人今日不能见到全部的六朝史籍，于《史通》中 都可得其梗概，对于隋以前史学家的得失，其评论亦非常精辟。”所以《史通》全书虽 仅八万余字，却对隋唐以前的史学大势作了全面清理，也可说是一项理论层面上的史学 基本建设，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里程碑。
    三
    为什么刘知几会有这么高的史学理论成就呢？除个人的辛勤劳作和源自生命深处的体悟外，主要是批判地继承了隋唐以前的学术文化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自己系统的实证论、知识论思想，以及历史观和相应的方法论。
    实证思想在我国特别是史学领域有长久的传统，史家大多认为价值的判断必须依据历史经验事实才能成立。孔子虽然也说“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地宇宙在孔子眼中是有意义或有伦理取向的，天道的正当性不可非议亦不可怀疑，但在实证的经验的层面上，他也从不违背理性而语及怪、力、乱、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天何言哉”，不太谈论经验之外的问题，比先验论地信鬼的墨家更具人文理性精神。所以章太炎在《答铁铮》中称：“破坏鬼神之说，则景仰孔子，当如岱宗北斗。”言虽夸而实有道理。嗣后荀子有人定胜天说，王充认为“人死不为鬼”，“人之死，犹火之灭”，“谓人死有知，是谓火不复有光也”。范缜更主张“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都以实证的态度否认脱离超越经验的存在。与此相反，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刘向、刘歆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班固《汉书》也相信命定论，有《五行志》专篇讲符瑞迷信，与他的史家实证论立场有很大的矛盾。而刘知几则消解了这一矛盾，尽管他不象荀卿、王充那样彻底，但注重客观知识的态度则一脉相承。《采撰篇》说：“或 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仲尼所不语。”《书事篇 》言：“怪力乱神，宣尼不语，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必须依据人类理性解释人事，而不能凿空谈论一个无法落实的虚旷的“天道”，“论 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悖矣”（《杂说上》）。知几为此专门写出 《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驳斥班固“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反对历史 领域中天人感应的虚妄成说，把历史文化的解释纳入理性的人文范畴。如“禹生启石， 伊产空桑，海客乘查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以实证的眼光观之，均踳驳驳不堪，不能在经验世界中证实，置为信史，必污沾简册。至于刘敬升《异苑》载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本来都不可据信，而萧方撰《三十国史》，竟采为正言，唐修《晋书》，又胶漆不改。这种“摭彼虚词，成兹实录”的做法，从实证史学方法的角度看，都可说是先验、经验两相淆混，损害了史学应有的“求实 ”的学术品格。又如“王乔凫履”、“左兹羊呜”两个故事。分别出自《风俗通》与《抱朴子》，均为子虚乌有，无稽之谈，然而范晔撰《后汉书》，竟刊入正史而不改。诸如此类的做法，施之偏记尚勉强，著之竹帛则大谬。因此，他主张凡事都要揆诸生活世界的实际，证之人类历史的具体经验，特别是符瑞迷信，只要“求诸人事，理必不然”，“推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知几否定了历史文化之外的任何目的论或意志论，并能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了主体性的人在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中国古代历史派的儒家，大多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知几可以作为一个示范性的例证。当然，《鉴识》篇也说：“废兴，时也；穷达，命也。”他同司马迁一样，重视人文世界自身的经验性，重视从人自身解释历史文化，但也为人类永远难以清楚说明的历史偶然性留下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