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前面提到，知几重视直书实录。《史通》有《直书》、《曲笔》专篇，从正反两面强调史贵直书，反对隐讳虚美。他总结春秋以来的惩劝论和直书论，力倡史之为务，目的在于彰善瘅恶，申以劝诫。他赞扬那些奋笔直书、无所阿容的优秀史家，是“宁为兰摧玉折，不断瓦砾长存”，“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而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家，则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他用“远古”、“中古”、“近古”等时段范畴来表示不同的历史时期，看到战国、秦汉以后中古时期史事复杂，文籍大兴，史书难以尽载，应刻谨慎删削去取，做到选事择人而书。他的选事标准是关系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择人原则是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他认为“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以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所以要大善大恶才能选入史书。可见他的直书论与惩劝论是密不可分的。自《史通》撰成，直书与曲笔的界限十分清楚，史书选材的标准也得到明确。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通鉴》卷六十九），专述历代兴衰治乱大事，得失互举，善恶并书，很难说不是受《史通》启发，足见知几影响之大。
    著名的史才论，《史通》未载，据新、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六十三，礼部尚书郑惟忠问知几：“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他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通·核才篇》慨叹“ 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可以证明史才论并非他人的虚构附会。“三长”具体指什么呢 ?他解释说：“夫有学而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弗 能成室；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简单地说，“ 才”是写作历史的表达能力；“学”是充分的资料和广博的学识；“识”有不同的解释 ，应在《史通》中找答案。《鉴识》篇辟头就说：“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核才篇 》说要有“铨综之识”，可见“识”是指会通的眼光，综括判断的能力。三者中“识” 最重要，否则虽学穷千载，书总五车，仍然会“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 ”。
    说史识除铨综之识外，也包括了会通之识，还可举出两例。一是《汉书五行志错误》 批评班固举轻略重，见小忘大，是因为“习有不周，识无能鉴”，史家如果学有未周， 缺乏通识，就不能明察事理，洞悉优劣，以致闹出持善配妖、牵强附会的笑话。二是《 魏书》入主出奴，成王败寇，魏澹改收书，以非易非，其失弥甚；惟王邵撰《齐志》， 独无此失。《杂说下》斥责《隋史》“美澹讥邵，岂所通鉴乎”？他批评“世之学者， 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殒，而人有六雄；论《史》、 《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有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 暴秦之地也”。他明确要求在会通全史的基础上，专精一个断代，即使是学派之争，也 要择善而从，短长互补。有人评论知几，说他反对通史，可见不懂会通；又说《鉴识篇 》“识有通塞，神有晦明”，“若据此以为刘知几有所谓‘通识’，那么‘塞识’又当 如何解释呢”？其实知几只是反对用纪传体写通史，并没有说过编年体写通史不行。知 几之前，仿《史记》通古为纪传的，无论梁武《通史》还是元晖《科录》，没有一部成 功；知几之后，也找不到一部可与《史记》相匹的纪传通史，只有司马光改纪传为编年 ，《资治通鉴》才与《史记》一样，成为天地间必不可或缺的史学钜著。由此可见知几 识力的深邃和敏锐。至于说“通识”之外还有所谓“塞识”，仅就题目看，“鉴”即有 明察、洞晓之意，如何能说知几不主“通识”而主什么“塞识”呢？何况《史通》一书 其他地方还多次论及“通鉴”、“通才”、“深识”，而他本人也是本着历史文化的智 慧通识与史学理念，来省察与判断隋唐以前上千年的史学现象的。
    史才论没有明确提到史德。明代胡应麟《史书占毕》（见《少室山房笔丛》）称“才、 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发挥说： “刘氏之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又加上一个史德，成为四长。他说“德 者何？谓著书之心术也”，即史家如实反映史实，据事直书的品德，也就是胡应麟说的 “公心”与“直笔”。把史德作为史家应具备的重要条件单独提出，强调其作用，固属 必要。但若据此谓知几完全不讲史德，则又失之千里了。《直书篇》说：“正直者，人 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惑经》篇说：“良史以实录为工。”他认为趋邪而弃正， 是“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所以十分强调史德及公心的重要，并反复褒 扬直书，反对曲笔。他强调秉笔直书，但又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很有些全 面观察问题的辩证因素，贯穿《史通》一书，也处处表现了这种原则。以《魏书》为例 ，其书“抑扬失当，毁誉任情”，历来被称为“秽史”。知几对著者魏收指责很多，批 评严厉，但对他创立《序纪》，叙述拓跋圭开国以前事，仍从体例上加以肯定。可知史 德表现在史家身上，就是公心（潜在心理意向）；表现在史书上，则为直笔（外显的客观 态度）；而要做到直笔，又必须立论全面，褒贬有据，“善恶必书，斯为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