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论方面，知几主张客观记载人文史事，如实地再现历史本体的实际，以保证人类历史知识系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惑经篇》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锦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苛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爱”与“憎”都属价值情感或价值判断，史学研究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价值，问题是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及恰到好处。同时本体论的历史又是史家不断对其认知的客体，而史家则是能主动建构历史知识系统的主体，历史存在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主体再现或重构客体必须尽量准确无误，符合其存在的真际，不能巧伪失实，因此知几一方面重视史家主体内在理性和内在资源的丰富强大，一方面也主张不断逼近历史本体以获取符合历史真际的系统知识。《史通》处处都以是否直书实录作为衡量史书好坏的标准，主张“善恶毕彰，真伪尽露”，“不掩恶，不虚美”，诃斥曲笔诬书，谤言奇说。当然史家作为认知主体并不象照镜那样消极被动，他可以在社会和时代意识的烛照下积极能动地认识历史现象，有选择地考察历史人物和建构历史事件，从中得出符合历史真际又为当代人所需要的结论，并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知几虽然对史家主体多有论述，但对主体内在资源与历史客体如何在接触过程中相互辩证转化，以及二者在建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知识系统中分别具有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仍缺乏周详的分析，更未能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来反思。
    刘知几的历史观也值得我们重视。《因习篇》说：“三皇各异体，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所谓“因俗”、“随时”，是说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历史必然有所变化发展，史书也应有所调整改进，不能因仍旧贯，袭用不改，否则便是胶柱刻舟，愚不可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因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即客观条件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以“随时”、“因俗”的历史观撰写史书，其方法自然不能永远守成不变。
    史书体例其实就是史家进入历史本体的具体方法，知几把隋唐以前的史书概括为六家 ：《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编年，《国语》国别，《史记》通古纪传， 《汉书》断代纪传。他认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是由于“朴散淳销，时移世异 ”，“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就是说史书的废兴与时间的移 动、世态的变化有关。《尚书》汇编公文，诘屈聱牙，艰深难懂（这个问题知几也有自 己的看法），宗周既灭，其体既废；晋朝有人偏要复古，孔衍编《汉尚书》、《后汉尚 书》、《汉魏尚书》，结果只能是无人颂读，难以流传。故知几激烈批评这类一味模拟 古法的人，以为他们是“事非改辙，理涉守株”，“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其书 受嗤当代，良有似焉”。首创编年体的《春秋》，措词隐晦，内容简陋，如流水帐簿， “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 成聋瞽者矣”。《国语》是国别史，也可说是地区史，反映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的特点。 但秦汉以后，我国已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虽然写分裂 时期的历史如司马彪《九州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陈寿《三国志》尚可肯定； 但从主流讲，在知几生活的隋唐时代，更不用说宋元以后，用这种国别的体裁写统一的 历史已不甚可行。
    值得一提的是知几对《史记》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为其体之失者也”。自秦汉以后，皇权王朝走马灯似地轮换不停，断代史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易于寻讨，能准确反映一个王朝的兴废。而纪传体裁并不适宜写通史，特别在十九世纪大量考古发掘出现以前，若每一部纪传体史书都上攀三皇，远述往古，那只能是相互抄袭，因循重合，繁冗芜累，难以观览，如知几所说：“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中国古代史学实践已经证明，在没有新观点、新体裁、新材料以前，除《史记》外，用纪传体写通史没有一部是成功的。
    总之，知几总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史学状况，按源流将历代史书梳理为六家，认为只有“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是从史学发展的实际着眼的，都是他承《易经》而来的“因俗”、“随时”的历史观的具体展现。易言之，即他力图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寻找一种相应的再现历史本体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不仅不能脱离史书体裁，反而要透过史书体裁以求得到最合理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