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史识不仅表现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有着系统深刻的认识，而且也体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上。司马迁对某些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往往出人意表，他善于从人们所轻视的下层人物身上捕捉、发掘闪光点，在评价一些为时人所诟病的历史人物时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学术目光。这些史识当然离不开他对特殊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来源于他的深厚理论素养与卓越的史学智慧。他善于选择一个独特的理论视点来支持自己的见解，这些理论有些取自儒家六经，有的则来源于诸子。司马迁根据著述需要而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史记》史学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司马迁为纵横家、工商业主和滑稽人物所作的传记，来看他如何从独特的理论视角来写特殊历史人物。
    一、从权变角度论载纵横家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战国纵横家是战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当时人们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来形容纵横家操纵天下大势的情势。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伦理道德传统的国度，战国纵横家不择手段地谋取一己卿相富贵的极度自私行为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因而随着战国乱世的终结和秦汉一统政权的确立，特别是在儒家经学登上独尊宝座之后，战国纵横家就成为权谋机诈的反面道德典型。
    但司马迁在为苏秦、张仪作传时却作出了与时人大相径庭的评价：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记·苏秦列传》）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史记·张仪列传》）
    这两节论赞文字表明，司马迁对苏秦、张仪这两个大纵横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他肯定纵横家的理论依据就是权变。他认为苏秦、张仪是三晋权变之士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靠权变之术合纵连横，从社会底层登上时代政治权力顶峰，“倾危”天下大势，这说明苏秦、张仪具有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智慧。从“毋令独蒙恶声”之语来看，司马迁的《苏秦列传》多少带有一些为苏秦翻案的意味。联系《史记·六国年表》所说“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何必上古”，可以进一步看出司马迁对战国纵横策士的评价是正面的、积极的。
    要准确理解司马迁对纵横家的评价，关键在于了解权变的理论内涵。权变概念不是司马迁的发明，而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经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它源于孔孟，而为春秋公羊学派详加发挥。《论语·子罕》载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位志在克己复礼的智慧老人并不是拘执礼义不知变通，而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一起。《孟子·离娄上》载淳于髡问孟子：身为小叔该如何处理嫂子落水问题？用手拉嫂子违反“男女授受不亲”礼义，不用手去拉又未免过于残忍。孟子回答说，男女授受不亲是正常的礼节，但嫂子失足落水，身为小叔伸手拉她，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变行为。孟子用孔子的权变说合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春秋公羊学派就是根据孔孟之说而提出经权理论。所谓权变，是相对于正常的评价标准而言，它以应变方式来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以在权变概念中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不主一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灵活变通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将“权”作为《春秋》义例加以阐述：“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公元前701年，郑庄公病死，太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其时宋国势力较郑国要大，宋人设计绑架郑相祭仲，要求祭仲废掉昭公忽，立郑庄公另一位姬妾、宋人雍氏女所生的突为郑君。此时祭仲如果正面拒绝宋国的要挟，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而且会招致宋国大兵压境，用武力胁迫郑昭公让位于突。在这种情况下，祭仲同意了宋国的要求，让公子突当了国君，是为郑厉公，昭公忽亡命奔卫。四年之后，祭仲赶走厉公突，迎接昭公忽回国即位。祭仲屈从强国的要挟而废忽立突，从正常的目光看来是不可取的，但祭仲此举保全了昭公忽的生命，昭公忽让位出奔，这在形式上与伯夷、吴太伯让国有某种一致，由此昭公忽获得了让位的美名。所以公羊家特别欣赏祭仲这种权变行为。《春秋公羊传》规定了“权”的内涵，即“权”是一种与“经”相反的并且能够取得较好效果的做法，行使权变的具体方法是能够自我贬损，并不对他人造成危害。其后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等篇章中，多次论及经权，使之成为春秋公羊学中的一个重要经学理论范畴。如《玉杯》论《春秋·宣公六年》赵盾弑君四年之后而又“别牍复见”，《竹林》论《春秋·宣公十二年》“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同篇论《春秋·宣公十五年》楚司马子反“内专政而外擅名”，又论齐臣逢丑父以身代君“不得为知权”。文中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董仲舒认为《春秋》中的礼仪也有经、变之分，他在《春秋繁露·玉英》中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又说：“夫权虽反乎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精华》中又说：“《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天）。”总括公羊家经权理论，就是《春秋》首先确立常辞、常义、经礼，以用来评价春秋时期那些正常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行；当这些常辞、常义、经礼不足以评价某些具有特殊动机、特殊性质或特殊效果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春秋》就要采用权变的方法予以评价，常辞用于常事，权变用于应变，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与对象，彼此互不相妨；《春秋》虽然讲权变，但有一定的限度，这就是应该在“可以然之域”，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自由出入，超出该限度就不宜适用权变；结论是《春秋》无达辞，一切都是从变从义。
    弄清了经学家权变概念的内涵，就可以理解司马迁所说的三晋权变或战国权变了。按 照儒家所说的以仁义之师取天下（如汤武革命）是经，而战国纵横家的合纵连横之术是权，经和权二者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关系，它们的目标都是要重建一统天下。套用贾谊《新书·匈奴》“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的说法，则纵横家属于“强国战智”一类。从权变角度来讲纵横家的历史贡献，纵横家的权谋机诈也就不那么令人厌恶了。在司马迁运用经权理论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价值观在起支配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为取士标准，苏秦、张仪 等战国纵横家正好符合这个标准，因此他不得不淡化道德色彩，而以儒家的权变说作为 正面评价纵横家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