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位“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 郑天挺语）。他在长期的理论研究活动中，在中国的古史辨疑和民俗文化研究等诸多领 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丰硕的学术成果是与他执著地追求“为学术而学术”的道 分不开的。
    一
    一般地说，“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一个人在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时，能超越名利、超越小我的羁绊，把探求未知、追寻真理看作崇高的使命，并以此作为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在的动力。这样的自觉性是一种可贵的治学境界。
    顾颉刚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有其显著的特点。
    第一，顾颉刚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表现出一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顾颉刚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种“整理国故”的工作将面对着两千年来被儒家所搞乱的经学领域，第一次去开垦这块园地是要费大力气的。他刚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做学问则已，要做学问，应当从最小的地方着手。研究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天天去加高一点。研究者不能拾人牙慧，只有不断探索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力。“刚自问所长，惟在善于提出问题，凡传统以为必然之事物，我敢于推翻；其力不足以推翻者亦敢提出疑问以后人之研究。”[1]这就是他的志向。
    1923年顾颉刚在钱玄同倡议的要写一些“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文章的激励之下，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了“层累地 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 反背”[2]。“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 积薪，后来居上”[2]。这种观点不仅是对旧的古史系统的大胆破坏，而且体现了他对 新的古史研究的建设性的思考，给长期以来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 股新鲜的空气，打破了史学界以往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为研究标准的框框 ，这种古史观在缺乏建立信史证据的情况下，主张注重研究古史在传说中的经历的思想 ，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在研究范围和方法方面拓宽和发展了中 国古史研究的领域。顾颉刚在学术殿堂里遨游时常常感叹理论创新的艰难。他说：作为 一个初进学术界的人，“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又 要“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2]。顾颉 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目的在于从此打开一条新路，使民间的传说能够在文化史上得 到它们相当的地位，因此，他一反前人的思路，把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 地的各种民间传说、文学艺术材料整理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不仅从故事传说的本身 来研究，而且从它的前后左右种种变化来研究，从而在清代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作出详 尽的、精确的分析和系统的论述，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一系列文章，为孟姜 女的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杰出贡献，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新学术界的一颗明珠。同样， 对于吴歌的历史，前人从未作过系统的研究，顾颉刚决心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他搜集 许多资料，经过整理和研究，写出了《吴歌小史》，从战国的吴歈越吟，一直叙述到 现代铺情陈景的民歌，源源本本，成为吴歌研究的开创之作。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 磨炼出一种不为前人成见所羁、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
    第二，顾颉刚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表现出一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韧性。
    利用一切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张扬自己的治学道路，是顾颉刚作为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章常常牵连到《古史辨》，对顾颉刚在考据学方面的思想进行批判。而顾颉刚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要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无反封建的主观愿望，而其工作的客观效果必使封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出来，无以实现，因而，可以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他强调：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如果扬彼抑此，那是片面的。
    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面壁多年、为学术而不心驰旁骛的品格。1927年他应傅斯年之邀到中山大学任教，由于一直忙于外出购买图书或授课及处理系、所的行政事务，几乎花去了全部精力，不但没有写成一篇论文，甚至于连写读书笔记也顾不上，这对兴趣在于做学问的顾颉刚来说颇有一种“技痒”之感。于是，他果断地离开中山大学，回到书斋，专做学问，以致引起傅斯年的不快。顾颉刚探讨问题，有历数年而解决的，有历数十年而解决的，也有历数十年仍未解决的，但他并不懈怠。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眼光应当放得远一点，但工作却要做得切近、踏实，无论何种研究的基础都要建立在确实的证据之上，切不可凭想当然。不能构成系统时，不要随便凑成一个系统，在不能获得结论时，不要轻易作出结论。他在探讨“三皇”问题时认为，凡一种偶像的成立，必有一种或数种学说伏在它背后鼓吹。与“三皇”相关切的有两种学说，一是“太一说”，一是“三统说”。而“三皇”和“太一”的关系从来没有人特别注意过，更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顾颉刚的《三皇考》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加以一番整理，从构思到写出《三皇考》，前后历时7年，终于将其演变的线索梳理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