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受到历史文化的薰陶。
    知识分子与文化是共为一体的，他们借助文化而生存、发展，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 创造文化，从文化中获得人生的愉悦。文化不仅是人类对于动物界的分离、超越的标志 ，而且是人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 存和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必须摆脱实用的局限，追求自身的合理性和完善性。文化 是在历史中传承的，一种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后，就会作为一种不可轻视的力量存在并发 生影响。任何一种进步的文化都将伴随社会的发展绵延不断，并且陶冶人们的情操，给 人们以知识、智慧、力量，增长其才干，从而使他们获得人生的乐趣。一个人的兴趣、 智力的快感可以从多种渠道去获得，从事学术研究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对于专心从事学 术研究的人来说，他也像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农民一样可以从这种职业活动中获得一 种精神上的欣喜感。可以说，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代表人类对于真理的永恒不懈的追求， 其生命力比政治更为久远，因而倾心于学术研究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顾颉刚喜爱中国 古代文化，选择研究学术的道路，正是这种文化陶冶他的情操并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的 结果。他认为，自己如能够写出几部大书，才不枉读书一生。每有著作问世，他就有一 种“独上高楼”的欣慰感。1958年大跃进时，他作检讨说：我自省没有政治的才能而有 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书呆子” ，“钻牛角尖”，我一点不动心。又说：“因为我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 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趣主义……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样做；没有 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1]因此，顾颉刚即使在狂躁的大跃进运 动中也并未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总是想方设法排除干扰，抓紧时间潜心于研究学术问 题。是年1月下旬，作《“史记”校证工作提纲》；8月下旬，作《标点“史记”凡例》 ，12月底，校点毕。他说，完成了《史记》校点工作，心中深感快慰。
    三
    1924年顾颉刚在答复李石岑的信中说：“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 …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我自问在学问上是一个可以有作为的人 ，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3]这种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恼缠绕着顾颉刚的大半生。毋庸讳言，解放前由于反动政权统治， 社会腐败、政治动荡，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只要有丝毫同情心的人，就不能安居在研 究室里的。解放后，顾颉刚于1954年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但是 ，他倍受冷落，拟出的“顾颉刚工作计划”上报后，所领导人将它闲置案头，并不理睬 ；他以往几十年的研究工作竟被讥评为“大而无当”，学术研究的尊严无端地受到损害 。他激忿地说：“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 极。”[1]“文革”爆发后，知识分子蒙受更大的苦难，顾颉刚难逃厄运，其处境更为 艰难。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知识分子追求“为学术而学术”总是受到阻碍 ，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古希腊学者有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旨趣，这也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传统。亚里斯多 德认为，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摆脱愚蠢，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 的。这种观点绵延至今，对西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中国，儒家 倡导的“修齐治平”、“为帝王师”成为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他们所追求的是与实在 贴近的人生之道，认为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具体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学好文武艺 ，货于帝王家”，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修身求知的至上的目的。任何学问的价值惟有转换 或某种政治功能才能得到确认和体现，倘若疏离了社会的政治需求，即令其学问再高深 ，也属为人所不耻的“奇技淫巧”。一个人若追求“为学问而学问”，就意味着从此钻 入学术的象牙之塔，要受到社会的冷落。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 是，也造成中国知识分子重政治、轻学术；重当下、轻长远的倾向，以至成为中国的整 个学术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
    文化是人类求生存的一种手段。但是，在辩证法看来，惟有当手段本身升为目的时， 它才能最有效的发挥其手段之功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常常被时代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 记，衡量、评估每一个研究命题价值的尺度不是着眼于其学术上的合理性，而是看其对 于解决当前问题具有何等的价值或现实功用。多年来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方针、政策 宣传的“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即是明显的例证。这样，人们在文化研究中就愈加显现出 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这种功利主义观点使“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难有立足之地，对 于持这种思想观点的学者总是加以排斥。其实，清代学者梁启超就认为，“凡真学者之 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面对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 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4]。顾颉刚赞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 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如果说在 民族危难之际，所学必求致用，那么，在承平之世，则可以“为学问而学问”。1926年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中就公开阐明自己“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 ，即学问即是目的而非手段，是为了求真而非致用。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 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者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 ，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学问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 才可望自由地发展。旨趣在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顾颉刚，其研究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运动 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更说不上能产生“立竿见影”之效，因此，便被看作是“异类” ，难以避免遭批判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