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顾颉刚参加“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忙于开大会，听传达文件，学习讨论，作检查，根本无时间做研究工作。顾颉刚认为，参加这些运动皆未真有所悟，因每次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顾颉刚已经进入暮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在助手的协助之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制订了“顾颉刚工作规划”，分3年、5年、8年三部分，包括《尚书》整理、论文和笔记的撰写和编集、重编《崔东壁遗书》、续编《古籍考辨丛刊》、《春秋史事勘》和《战国史事勘》两书的加工、编集《姚际恒遗书》、《先秦地名汇考》的加工、《四百年来名著集录》的编集各项。顾颉刚身体衰弱，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我并不怕死，只是胸中还有数篇文章未能写出。倘使能把它们都写出来，我死而无怨。”[1]
    第三，顾颉刚在组织禹贡学会过程中也体现出“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禹贡学会的创立是顾颉刚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他看来，推动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要有一批勇于献身学术的青年，因此，他希望聚集若干埋头苦干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基于此，他于1934年初联合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一些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并组织禹贡学会。他鼓励青年学子在学术上要创造出新的见解与成就；做研究工作，要做到心中有问题，眼中有材料，从材料中去探讨、研究问题；积累无数的资料而后加以整理，以一日抵十日之用，就可增长学问。做学问要有一定的轨道，要能按照预先设定的轨道去办，言必信，行必果。而探讨问题要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只有这样全身心地投入，才有真正的研究可言。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存在着不能回避的生计问题，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因此无法献身于学术事业，顾颉刚深为惋惜。顾颉刚对于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千方百计地加以奖掖。他强调，禹贡学会的工作是“为学问而学问” 。在学术机关中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如果承认学术机关是确以提倡学术为专责的，学术机关的个人是确以研究学术为他的专门的工作的，那么，他们即使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错处。只要国家不亡，民族不灭，将来总有人享受其成果的。正是在这种宗旨之下，禹贡学会团结了许多青年，培养了一大批甘于寂寞、努力做学问的学者，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学术带头人，使顾颉刚的心愿得到了实现。
    二
    顾颉刚立志在文化园地里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这种思想的发生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受到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顾颉刚出身在苏州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较为严格的传统教育训练，家长都希望他从读书中求上进。他在儿童时代读了许多书，感到书中的世界比日常所处的现实世界大得多，这激发和促使他要到大世界里探看一番。他上中学时，读了《书经》和《汉魏丛书》，受到很大的震荡和刺激，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他说：由于受到这种刺激，“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认真地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对章太炎佩服至极，赞同章太炎对今文家“通经致用”的批判，认为学问的范围比人生的范围广阔得多，追求真知便不能不冲破人生的种种束缚而前进。同样，蔡元培校长倡导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生不该“有做官发财思想”等，这些对于顾颉刚确立以学问为人生的道路有重要影响。当时有人提出：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求社会的善；“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求宇宙的美。顾颉刚追求的是“为求宇宙美”的道路。他认为，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以及实事求是而不注重致用的特点，要能够把两者长处结合起来，大有益处，“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2]。顾颉刚为了选择一个安适的环境，于1954年决定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因为在北京虽然收入偏低一些，但可专心治学；在上海生活可以维持，但要各处奔走，无法安心写作。
    其次，受到钱玄同和胡适的影响。
    钱玄同是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员猛将。1915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钱玄同兼任北大文字学教授。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适发现顾颉刚学问很好，对传统学术颇有训练。而顾颉刚认为 ，胡适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值得学习。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长 的师友关系。钱玄同认为，不但历史，对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 第一步。胡适主张对一切“国故”，要“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胡适、钱玄同的 这种观念开阔了顾颉刚的视野。他后来在《古史辨·自序》中坦言：如不是亲从适之先 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 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 行也不会这般地快速。顾颉刚承认自己是第一个起来拥护胡适治学方法的人。自1921年 讨论《红楼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跟着胡适 走的。胡适以学者名世，向来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表示“20年不问 政治”，专心做学问，即使是他几度参政时，也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这对于顾颉刚有很大影响，使他对政治持一种疏离的态度。青年时代的顾颉刚曾加入 中国社会党，有一般年青人所常有的变革社会的热忱；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半，他便脱 离了社会党。他认为，在这一年半里，浪掷了光阴。然而，作为一种经验教训，就是对 自己的才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自认为不适宜参与政治，此后再也不轻易加入某一个党会 ，走专心治学的道路，在文化领域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造福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