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受到“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
    顾颉刚在文化学术上突出的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学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同时创立了古史辨派。在他看来：“古史辨”派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偏于破坏的， 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 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虽然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现代人批判 接受的前提就是先要作一番整理，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派的 工作是有意义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作为一家之言，当然可以讨论、批评，但是 不应越出学术讨论的界限，与政治硬联系在一起。可是，解放后，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 被认为与阶级斗争理论相反对，时时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建国初，山东大学学报《文史 哲》刊登文章，对顾颉刚展开批评，将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提高到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度 作上纲上线的批判，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没有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来观察 中国历史，只是把古史传说本身的发展过程片面地叙述出来，这至多只是神话学或民俗 学的研究，而不是古史学的科学研究。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从右面抵抗封建阶级， 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资产 阶级的实验，其实质是从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 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 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采取唯物史观”，这种“史学思想只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 ”[5]。显然，这类文章给顾颉刚带来的是一种无情的打击。1958年中国思想界掀起了 一场“厚今薄古”、“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顾颉刚又首当其冲，成了众矢之的。是 年《历史教学问题》第10期上发表的《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认为：古史辨派“主张 整理史料用实验主义方法和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演变观点，研究思想制度用唯物主义 历史观，是极端荒谬的说法”，“他们所宣扬的是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 是极端反动的”，“这些影响不消除，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 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法插上的”[6]。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政治高压形势下，顾颉刚被 迫在《光明日报》上登出自我贬损的检查。1959年4月，顾颉刚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上发言说：从到北京后，“一个运动紧接着一个运动，得不着充分时间从事 研究，……不但自己的计划不得实现，就连科学院分配给我的任务也没有准时交卷，心 中非常苦闷”[1]。这是历史学家对精力被空耗所表达的一种愤懑，也是他“为学术而 学术”的追求不能实现时的人生感叹。“文革”时期，他再次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 受更猛烈的批判。由此可见，顾颉刚所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是何等地艰难。
    第三，传统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束缚。
    知识分子（主要为人文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这种与社会 现象密切相关的研究常常导致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学术力量渗入，进而渐渐地支配了 研究领域。学术研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其功能在于为 统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根据，即为现实社会提供辩护，因而，传统的意识形态总是把自 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最高真理，总是力图把其它思想规定在它所能许可的范围之内活动 。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者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因而，学术 思想有意识形态的痕迹，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是难免的。但是，人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立场并受其影响，不等于没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而是完全能够自觉地使学术思想 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学者可以在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同时，对事物进行 非意识形态研究。况且，学术思想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学术思想以真理 为目的，而传统的意识形态以为现状辩护为目的；学术思想的生命在于自由地独立思考 ，而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生命在于虔信和服从。一个学者要追求“为学术而学术”，实质 上只是恪守一种学术中立原则。虽然各种利益和对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 的思想，但即使如此，研究者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学术研究要求客观、公 正、反复质疑，从各种角度考虑和验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鼓励提出新见解，因此， 自由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主张“舆论一律”，政治色彩 较浓，比较关注研究者的思想意识倾向，也往往以此判断他们的思想意识的归属，从而 将他们那些学术观点方面的认识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例如，20世纪60年代史学领域里 的“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等等），即是说，习惯于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集团 的利益挂钩，明明是学术观点上的争鸣与交锋，也硬要说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动机，这样 ，在许多情况下就会扼杀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使之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顾颉刚“为学 术而学术”的追求屡屡受挫，是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束缚学术研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 系的，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学术界的不幸。
    【参考文献】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98；327；280；290；282.
    [2]王煦华。顾颉刚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51；107；78-79；25.
    [3]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2.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5.
    [5]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J].文史哲，1952，（3）。
    [6]吴泽，袁英光。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J].历史教学问题，19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