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六艺角度论载滑稽
    《史记·滑稽列传》是司马迁寄有深意的又一篇人物传记。“滑稽”一词的本义是能言善辩、说话圆转流走而无滞竭，风趣幽默、诙谐机智是它后来的引伸义。《滑稽列传》写了齐人淳于髡、楚人优孟和秦人优旃三位滑稽人物，其中淳于髡是齐国外交使臣，严格说来他属于士大夫阶层，不应该进入《滑稽列传》，司马迁之所以将他与地位低下的宫廷优伶优孟、优旃合传，主要是因为他滑稽多辩而多少带有一些弄臣色彩的缘故。
    滑稽人物多半是由侏儒人物充当的宫廷小丑，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运用种种插科打诨令人发笑的手段让君主开心解闷，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早期的喜剧演员。靠了这种特殊身份，他们不像士大夫们战战兢兢出言谨慎，而可以轻松自由地谈笑，说错了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是中国最早享受“言者无罪”权利的人。只是这些优伶人物的社会地位极为低贱，他们不仅不能与士大夫相比，甚至还远在庶人、百工之下。《史记》写的都是帝王将相和慷慨士林的业绩，现在却为那些为士人所不齿的优伶立传，这使《滑稽列传》引起后代封建文人很多误解。清人倪思、刘辰翁、李景星、吴见思等人都把它看成是司马迁的一篇游戏文字，柏秀把它看作是司马迁批评现实政治的谏书，凌稚隆则认为是司马迁因自身惨遭酷刑而思及滑稽人物的侠义精神。这些理解都不是司马迁写作本传的初衷。司马迁在《滑稽列传》序论中说：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结尾论赞又说：
    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司马迁时代儒家经学已经被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最神圣最庄严的指导思想，而滑稽优伶则是最鄙亵最低贱的人物，将最崇高的与最低下的这两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确实令一般人不可理解。封建文人甚至说这就是太史公滑稽性格的体现。其实这正是司马迁写滑稽人物的特殊理论视角，司马迁认为滑稽人物的谈言微中与六艺大道精神彼此相通，六艺可以从不同途径论述治国之道，滑稽人物同样可以通过谈言微中的特殊途径论道。道是儒家六艺与滑稽人物的联结点。按照传统的说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对王朝政治提出建议和批评。《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弭谤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这里所说的瞽瞍、百工、庶人都是社会下层人物，他们对现实政治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讽谏责任，而他们的讽谏就是对君主论道。中国古籍中不止一次地记载人们以技论道的史事，如伊尹以烹调论道，公孙强以田弋论道，邹忌以鼓琴论道，卜式以牧羊论道，庖丁以解牛论道，轮扁以斫轮论道等等。既然如此，滑稽人物为什么不能以谈言微中论道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司马迁说得十分清楚，滑稽人物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懂得治国之道。阅读《滑稽列传》就可以知道，在篇中所载的几个问题上，治国之大道并不在齐威王、楚庄王、秦始皇、秦二世那里，而在淳于髡、优孟、优旃手中，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正言若反，委婉托讽，针砭敝政，收到了正面劝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透过外表我们看到，这些滑稽人物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他们正直善良，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具有忧国忧民的壮烈情怀和严肃的政治责任感。他们所言甚小但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轻松活泼的形式之下包含着重大深刻的政治主题。淳于髡之微讽齐威王整肃国政、罢长夜之饮和增加出使之资，都是关系到齐国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优孟之劝谏楚庄王重人轻马，其间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优旃谏止秦始皇扩展苑囿和二世漆城，有效地遏止了昏君无限膨胀的侈心，减轻了暴政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优孟、优旃本人都是供人戏弄取乐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侏儒，但他们却对人间不幸寄予了火热的情肠，优孟帮助孙叔敖之子脱贫，优旃以诙谐方式讽谏秦始皇体恤陛楯郎淋雨受寒之苦，一位侏儒却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怀，这就是滑稽人物的奇伟之处。司马迁用一个“伟”字来概括滑稽人物的本质，说明这些滑稽人物是奇伟高尚令人钦敬的伟丈夫，他们是治国之大道、正道的承载者，是错误治国之道的批判者、纠正者，形体的丑陋与身份的低微都无法掩饰他们的万丈精神光辉。
    从最神圣最崇高的六经角度来揭示、表彰、提升最低微的滑稽人物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司马迁写作《滑稽列传》的特殊理论视点，是他为滑稽人物立传深刻用心之所在，也是他超越常人的卓越史识之所在。
    三、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
    中国封建时代以农立国，而对工商业采取抑制、歧视的政策。汉高祖时不准商人衣丝乘车，文景时代继续推行贱视商人的政策，汉武帝虽然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命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大商人主管国家经济，但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仍然是抑制商人。但我们在司马迁为工商业主所作的传记《货殖列传》中，却看不到任何贱视商人的迹象。为了纠正人们对商人的传统偏见，司马迁花了不少笔墨来为工商业主的货殖行为正名：他说好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他征引《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经典言论，说明经济财富是从事教化的基础；他说商人在客观上“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商人们成功的经营经验值得人们借鉴和吸取。在为商业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作了足够的论证之后，《史记·货殖列传》便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视点论载工商业者的货殖行为，篇中载战国大商人白圭之语说：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这一节文字是白圭治生的根本经验之谈，也是司马迁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的大纲。它蕴含着司马迁的一片苦心：人们可以从传统目光轻视工商业主，但绝不敢小看兵家--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史记·太史公自序》）打天下与守天下都要靠兵家。而货殖又与用兵在预测、运筹、决断、行为方面事出一理，既然如此，谁能说商人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