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翁、李之隙的缘起
    讲到甲午战争，讲到帝后党争，翁（同和）李（鸿章）间之仇隙，似乎已是昭然若揭，为史学界所公认的了。这方面最典型的论著要数台湾的庄练先生，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李鸿章传”中，首先引述了近人徐一士随笔的记载，认为翁李之隙的缘起，即在于李鸿章居曾幕时，因寿州事变代曾国藩起草过一道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疏，其中一段写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弟鼎盛，瞻顾迁就。”深得奏议文字之“辣”字诀，曾国藩大为激赏，而翁同书亦即因此下狱问罪，充军新疆。①在同一书的“翁同和传”中，他又进一步阐发：“晚清以来的很多记载，都说中日甲午之战虽由朝鲜问题而起，其内在的原因，则由于翁李二人之仇隙。……李鸿章当年居曾国藩幕中，曾国藩上疏严参安徽巡抚翁同书失误封疆，翁同书卒以此遣戍新疆，在翁同和而言，视为深仇大恨，不报不休。但因曾国藩早已功成身死，所以又将仇曾之心转而仇李，除了对李鸿章所一手创办的北洋海军多方刁难掣肘之外，更在战端将启之时，竭力反对李鸿章的和议主张，以为打击李鸿章之计，凡此种种，虽然没有十分明显的证据，但却踪迹显然。悠悠之口，众论一辞，翁同和实在难逃此千载公论。②”这一大篇扬李抑翁的文字，其立意主要有二：一是指责翁同和以不切实际的名流空谈而误国；二是从翁氏为人‘好蓄小怨’的性格分析入手，责备翁挟私怨而害公事。依笔者管见，前者涉及晚清清流、洋务各派别集团对局势国力的认识、所处之地位及所发挥作用的综合分析，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后者却大有斟酌之处。从现象上看，所谓“翁李仇隙”的起因，在于李鸿章代曾国藩疏劾翁同书（即所谓曾是仇主，李是帮凶）；而进一步的考察下来，则内中牵涉到诸如翁曾关系、翁李渊源，李在曾幕的作用以及他是否捉刀代劾等错综复杂的因素。
    二、李鸿章是翁心存的小门生
    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都说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海外有学者认为：“父母而外，对李鸿章思想、行事影响最大的则为曾国藩。③”大陆最近也有学者专文细述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④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至大至深，但他却不是李鸿章所遇到的唯一明师。除了曾氏以外，李鸿章还与苏州潘氏、常熟翁氏等有着深厚的师门渊源。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们先将李鸿章的师承关系，大略叙述如下：
    鸿章少年家贫，六岁就读于家馆棣华书屋，因而时任塾师的父亲李文安就成为鸿章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李文安赴京赶考和做京官期间，又由堂伯父仿仙为李鸿章授读。李鸿章还曾从学于合肥名士徐子苓。
    1843年（道光廿三年），李鸿章奉父命入都应翌年（甲辰年）顺天恩科乡试，并在乡试中一举中的，之后虽于次年的进士恩科会试暂时落第，但很快即于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十三名进士。在此期间，他在父亲的引领下拜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昀等一干皖籍乡父执辈；同时，还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曾国藩门下，并“并诗文受知于曾夫子”⑤。
    当时，曾国藩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⑥”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的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治学标准外，增加了“经济”即经世致用之学这一条。李鸿章当时一方面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⑦，另一方面还受命校订曾氏所编《经史百家杂钞》。曾氏编此书的要义，在于体现自己的治学宗旨，将文章与政事相结合，以了解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经国治民。李鸿章在家书中盛赞：“曾公编此书，胆气颇大。⑧”这反映出他深受曾氏经世之学的影响。正因如此，曾国藩才会在乙丙之际（1845-1846年）即称赞其“才可大用”，并在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后，将他与郭嵩焘、陈鼐、帅远并称为“丁未四君子”。⑨
    李鸿章考中进士的丁未科，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且和李鸿章关系密切。是科正考官潘世恩，副考官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李鸿章之房师则为孙锵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祖籍徽州、出身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⑩，尽管他本人无论为官还是治学，都没有什么突出业绩，但他能在国运垂危的形势下，努力发现人才，早期他荐举过林则徐和冯桂芬，丁未科新进翰林中所以人才荟萃，与这位主考官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层师门关系，加上潘氏祖籍徽州，因而潘世恩之子潘曾玮、孙藩祖荫均与李鸿章交情密切。潘曾玮后来直接参与安庆请兵的种种策划，为李鸿章淮军入沪和在苏南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11）。潘祖荫与翁同和为“总角之交”，与李鸿章则时时信问，“相知甚深”，是与翁、李二人都很搭得上关系的重要角色。
    李鸿章的房师孙锵鸣，字蕖田，浙江瑞安人，道光廿一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刘声木《苌楚斋三笔》中说他：“少年巍科，急流勇退，年未三十即罢官归里，坐享山林福者五十余年”（12），颇有名士风度。他乡试出翁心存门下（13），因而论起师门辈分，翁心存即是李鸿章之太老师。李鸿章在中试后，曾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访翁心存。据夏敬观《学山诗话》记：“道光丁未会试，学士（即孙锵鸣一引者）作房考官，李文忠鸿章、沈文肃葆桢，皆出其门。是科学士房中卷独少，甚为牢骚，一日领门生辈竭见太老师翁文端心存，文端善风鉴，首见李文忠，即大惊赏曰：是人功业在我辈上，以次见文肃，又激赏曰：当为名臣。汝房中卷虽少，得此二人，复何憾。（14）”风鉴之说固不足信，但李鸿章为翁心存小门生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笔者最近从上海图书馆藏李氏未刊稿中，检出一封咸丰十年四月廿三日（1860年6月12日）李鸿章在宿松曾国藩大营写给翁同书的信，信中自称：“鸿章会试出蕖田师之门，通家谊重，未敢以属吏之礼进。”同时他还提到“往岁供职词垣，曾亲炙中堂太夫子渥荷训诲，铭感弗谖。（15）”另外，他在光绪元年十月廿三日、二年二月十一日致翁同爵、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翁同和信之落款均谦称“世愚侄”、“侄”和“世侄”（16），可见是以翁氏门人自承人。再据翁同书所编《翁文端公行述》，可知李鸿章在翰林院亲聆翁心存教诲的时间，当在咸丰元年底至咸丰二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