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鸿章代劾翁同书之诸疑点
    曾国藩劾翁同书一案，本为寿州事变而起，苗沛霖之不可抚，早为湘系将帅之共识。寿州事变发生，曾国藩对翁同书的做为，当即表示不可理解和十分气愤，他在致豫抚严树森的信中指出：“苗逆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继则屡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见之明；逮苗逆围寿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引决殉难，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43）”其后，他在给李桓、袁甲三、李瀚章、李续宜、叶兆兰、毛鸿宾、毓科、黄赞汤诸人的信中反复陈述这一观点（44）。应该说，他对劾苗一事是深思熟虑的。那么，为什么他迟至次年正月初十日才正式上疏呢（其时翁同书业已去职）？原因有两条：一是曾国藩为人行事懦缓（45）。每有大计常思虑再三、犹豫不决。十一月初，他在接到同年好友、湘抚毛鸿宾的严肃批评后，仍不能下定决心。请看他十一月初八给毛鸿宾的回信：“……翁药房往年屡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屡劾苗沛霖之叛迹，……此等行径，鄙人颇思抗疏严劾，则又以愚陋如仆，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方自攻其恶不暇，不欲更翘人短以炫己长，以是徘徊未决，祈阁下代为詹尹之卜，何去何从，早惠南针。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所疑者，虚名太盛，又管闲事，恐识者斥为高兴耳。（46）”二是当他下决心疏劾时，辛酉政变发生，肃顺一派倒台，翁心存得以复出。曾国藩既恐因肃顺事件殃及自身；又恐因疏劾不当而得罪当道。是以迁延观望，直至确认自己站稳地步后，才予以出奏，这也是老于政事者的惯常手腕。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参与与否。
    首先，庄练先生所引一士随笔的记载，尽管言之凿凿，甚至连细节都历历如绘，但毕竟只是笔记小说家的一家之言。笔者孤陋，检索其它史籍，均未发现有关李氏代草的记载。野史笔记之言，既有道听途说之拾缀，又有记述者本人的想象和渲染，本不足为信史，须和当事人的原始记载相征引，方能昭信于众。庄先生以一条未加旁证的笔记资料作为通篇立论之根据，是否显得有些唐突呢？此疑点之一。
    其次，曾氏为人精细，一般事情在他笔下均有记载，如前述确定为李代作之九年九月十五日致翁同书函，即在曾两天后致郭嵩焘的信中找到答案（47）。又如十一年十月廿三日，曾国藩“接廷寄一道，仍为苗沛霖一事，未及金安清事，因至少荃处，请其作复查王、薛、金一折。”（48）并未言及劾翁。这些记述中，请何人作何事，均十分清晰明了。再来看曾氏劾翁前后之记载：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申正归。改折稿一件，未毕，夜改一折一片，三更毕。”初九日“早饭后核改一折二片，又自作军情片稿一件。夜改折稿一件，二更毕。”初十日，“午正发报三折，四片。”（49）包括劾翁之片在内，均由曾氏亲自改定上报，似未假手他人。值得注意的，从初七至初九日，李鸿章并未露面（曾氏每日与何人接谈，均有记述），直到初十日中午将片发报后，才有曾氏“傍夕与少荃一谈”（50）的记载。在初七日之前，检索曾氏所有日记，也并无请少荃代拟的记录。而在李鸿章方面，从现存李氏已未刊函稿来看，唯一提及此事的是他于元年二月初八日与李桓通报情况时，轻描淡写的一句：“昨因参劾翁仲一疏，圣明谴及午帅（指袁甲三一引者）”（51）。李桓是李鸿章的同年好友，李家迁居江西，他曾多方照护，鸿章在与其通信中，多有真情流露，但此信中亦未言明此疏为何人所作。此疑点之二。
    再次，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曾国藩正式下札招募淮勇是在十一年十一月（52），从此时起，李鸿章主要的工作就是招募和编练淮勇，而接手幕府文案的，一是洪汝奎（琴西）、一是李鸿裔（眉生），主要是李鸿裔。这在曾氏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李鸿章既已受命组军，军务繁忙，以同治元年正月上旬，他忙于迎接新募淮勇来安庆，向湘军各部求兵借将的情形看，李似乎不大可能再为曾国藩作草疏的工作（53）。此疑点之三。
    从另一方面讲，祁门之困后，曾国藩接受了行事懦缓的教训，每有大计常常与李鸿章商量，此已为多数史家所揭示。以李鸿章明快果断的作风，奏劾一事必不致拖延三个月之久。稍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曾国藩碍于翁李师门渊源，并未让李鸿章与闻其事。而在翁同和，据其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所记：“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54）”他将捉刀者的疑点集中到了咸丰十一年冬加入曾幕的徐子苓身上，而并未怀疑李鸿章。翁李两家，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关于此，笔者将另拟《翁、李关系与晚清政局》详述）。因此，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之前，《一士随笔》所述李鸿章代劾翁同书一案，确实尚有诸多存疑之处。
    再退一步讲，既使李鸿章有着某种程度的参与，也只是奉命行事，如张祖翼所说“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55）同样，翁同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既没有在“劾翁事件”的直接仇主曾国藩死后对其子孙有任何报复行为，也断不至于因政见不同而对李鸿章“好蓄小怨”，落井下石，以私害公。
    一得之见，是否有当，恳请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