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治学兴趣广泛、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著述丰厚，社会影响也很大。他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又鼎新革故的时代：国家危亡、西学东渐，新的社会问题不断爆发、新的社会思潮日新月异。这一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探索着前进的道路。顾颉刚先生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代表”。本文欲以他对边疆史地的实践和研究为线索，来探讨其学术道路的选择。
    一、顾颉刚先生学术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对边疆史地的关注
    1.新文化运动与学术道路的新认识
    顾颉刚先生出生于晚清，故乡苏州是我国清代汉学发达的地域中心，又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就有志学问，他熟读诸子百家，在经学经典中度过了少年老成的童年。先生12岁时曾作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以言志，第一篇为“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第二篇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第三篇为“恨不能游尽名山大川”，少年豪迈可见一般。1916年24岁离开家乡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接受了正规的哲学教育之后，对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传统士大夫教育产生了疑问，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在学者云集的北京，一方面结识了许多博学的师生一道谈学论道，另一方面又和同伴们热衷于课余听戏，对时代反映最为敏感的京师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文化上的革新思想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思潮，都对他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等人倡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国学应是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之大以及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应该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鼓励大家对民众的存在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要给予高度认可和重新定位，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平民文学”、“平民史学”等口号，扩大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学的视野，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
    对于顾先生而言，其影响有二：一方面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大胆的怀疑，在和胡适、钱玄同许多名师一起探讨辩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要求对古史重建的“层类的造成古史说”；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学术的理解，开始了新的尝试，集中的体现在他对孟姜女故事发展演变、吴歌（家乡苏州一带的歌谣）的搜集整理、妙峰山进香调查研究等与大众通俗文化息息相通的工作上。这些研究和经历，使他切实的认识到了实践之于学术的重要性和来自民间的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同时也促使他走出“士大夫的圈子”，并且到民间去，走近民众，以博大的心胸和同情心对待下层民众的疾苦，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民众创造流传下来的“活文化”。正如先生后来的回忆：“五四运动给我的工作以巨大的推动力--它使我敢于把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里的经学、史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体裁。”（注：《顾颉刚年谱》附录《著述目》1979年5月13日。）事实也证明，这种转变对他的研究和学术，无疑产生了深刻久远、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坐上了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也为他日后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对边疆问题的重视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2.对边疆问题的密切关注
    “到民间去”的学界呼声和“到西北去”的抗日救国的社会呼声，是当时最具号召力的时代强音，顾颉刚先生从事边疆研究和边疆社会活动可视为对这两种时代呼声的回应。祖国边疆频危告急，民国政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开发西北”的运动，先生和负有时代使命的大批爱国学者一起积极从事边疆研究，掀起了鸦片战争之后边疆学研究的再一次高潮。一方面希望研究唤起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也是对为辅助侵略而歪曲我国边疆历史和打着考察幌子的大量“文化侵略”的反省和回击。此前，日本学者早就大造“满州非中国物”的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抗战形势突变，伪“满洲国”成立，后又欲在陕、甘、宁、青建立一个“回回国”，英国阴谋制造“大西藏国”，法国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对此，顾先生计划编制《中国民族史》和《地理沿革史》，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都和帝国主义蓄谋分割我国的“假历史”对抗 。他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除》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人使用“中国本部”的概念是分化我们的毒策，“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来分化我国的全境，而不该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知识分子都清楚的认识到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那就是对于我们的边疆，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更加的了解。顾颉刚先生在1936年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打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痛心言道：“我辈生于今日，受重重之束缚，欲求我之知彼，固不容于彼之知我。然而我之知我则必不可逊于彼之知我，则何？主客易位则宰割由人，岂唯束手待毙，亦将无以得旁观者同情。甲负箧而趋，乙迫之，呼曰，是吾家物也，汝何盗焉？甲止步而询曰：汝知筐中所装何物？乙瞠目不能答，甲乃侃侃陈词，谓中有币帛若干，金银若干，启而验之，果如所说，斯时旁观者心直甲而曲乙矣。虽亦有明知谓盗者，然而呜呼！今日之事，何以异此……”。初读这段文字，触动颇深，先生寓痛心疾首于这一冷静的比喻。冯家升先生也清楚的看到，“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国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真有不堪胜言者矣”。（注：冯家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禹贡》半月刊，二卷十期。）这种清醒且深刻的认识，一语道破大家共同面对的尴尬处境。先生不但在抗战期间致力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且广泛的参与了边疆考察和社会活动，能够在考察中真正走近民众，关爱民众，这既是国家危亡之际爱国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先生民众情结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