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边疆问题研究成果
    顾颉刚先生的读书笔记、日记、文章和信札中，有关边疆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类是边疆史地研究，最主要的是《中国疆域沿革史》，是顾先生和史念海二人合著的，193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著书宗旨表明：“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疆域的变迁与盈亏，是想引起人们的警戒“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付诸敌人”。全书总结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了成绩”，和分章论述了自夏至中华民国各朝代民族及其活动区域的沿革与变迁，以及论述了与疆域沿革有关的地方制度、行政区划、人口迁徙等问题。此外，还有《禹贡》和其他刊物中发表的各类论文，包括关于疆域演变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关于西北古代民族的《东汉的西羌》、《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撒拉回》等文章，关于西北宗教的《甘肃密宗四大喇嘛传》以及《佛教之下西北》等文章，和西北史迹的《西北访古小记》、《甘青史迹丛谈》等文章。
    第二类包括边疆现实问题的考察报告和论说。主要包括西北教育考察的集大成者《西北考察日记》，全面的记录了这次西北教育调查的全过程和所见所思所得，前边已有论述，其意义自不待言，中外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边疆论说文章基本依照发表时间的先后大致包括：
    《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注：《北平世界日报》和《世界日报·民国二十六年暑期西北考察团特刊》，1937年6月27日。）、《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注：《晨报·社论》，1937年7月7日。）、《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注：《甘肃民国日报》，1937年11月10日至14日（后修改，刊于《西北文化》创刊号，1947年5月15日）。）、《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注：《抗敌旬刊》第2期，1937年12月中旬。）、《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注：《甘肃民国日报》元旦特刊，1938年1月1日。）、《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注：《甘青见闻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88年5月。）、《边疆问题》（注：《甘肃学生》第8卷第1期，1938年12月15日。）、《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关于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注：《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拉卜楞一瞥》（注：《云南日报》，1938年12月19-20日。）、《中华民族是一个》（注：《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西北》（注：《益世报》，1939年1月3日。）、《<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除》（注：《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及“续”）》（注：《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8日、29日。）、《边疆问题及对策》（注：《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5月10日、6月10日。）、《中国历史与西北文化》（注：《西北论坛》第1卷六期，1948年10月25日（又《陇铎》月刊新2卷6期）。）、《中国通史与边疆史料》（注：《和平日报·西北边疆》第4期，1948年8月8日。）、《甘肃教育之我见》（注：《西北月刊》第1卷3期，1948年9月10日。）、《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注：《中国边疆》第2卷1-3期，1943年3月。）、《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注：《西北通讯》，第3、4期，1943年3月。）等诸多文章，主要集中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7、1938和1939的三年中，也可以说是《禹贡》半月刊关注边疆问题宗旨的继续。
    3.与顾先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边疆问题的学术或社会团体
    按照时间的前后，与顾先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边疆问题研究社团主要有：一是“燕大边疆问题研究会”。1936年9月，在讨论绥远省东部傅作义部队与日军交战事况时，顾 先生和冯家升发起成立该会，并担任理事，进行研究、调查、宣传、交际、总务等，同 时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到会讲演青海、西藏、云南、西北、新疆等边疆问题。二是西北移 垦促进会。1937年4月成立，被推为主席理事，后来与其他组织联合组织暑期西北考察 团，任团长，作《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但出发时因病发烧未能同行。三是昆明《益 世报》之《边疆周刊》。1938年先生到了昆明于12月创办，作《发刊词》，申明：办这 刊物，“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 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 察，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 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 ”；四是中国边疆学会。顾颉刚与韩儒林等1940年8月在成都开始筹备，并于1941年2月 作《中国边疆学会宣言》，说道：“同人不敢避时代之使命，用自忘其谫陋，成立本会 ，欲以认识边疆之实际情况及其所含蕴之问题，共筹适宜之对策，唤起国人之注意。” 3月，学会成立，顾颉刚当选为理事长。后与重庆国民党社会部赵守钰、国民党的内外 蒙古专家马鹤天在陕西榆林地区的同名组织三会合并，重庆的为总会，其余称陕西、四 川分会，顾颉刚被推选为总会副理事长，会员一时达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人士及内 地对边疆有研究者都网罗其中。其后又在云南、西康、甘肃等省也设有分会（而且在194 8年7月，顾先生又被推举为甘肃分会的理事长，并在兰州《和平日报》发刊《西北边疆 》周刊）。1942年1月，总会编辑发行《中国边疆》，顾颉刚和黄奋生主编，1947年顾颉 刚任理事长，同年受国防部新闻局委托，编辑国防小丛书二十余种，并作了总序。五是 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1942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在重庆成立，朱家骅任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韩儒林因病无法就职，顾颉刚代理，第二年1月，韩就职，顾先生辞去。六是《 党军日报》之《边疆周刊》。1942年3月在成都借《党军日报》创办（原欲借成都《中央 党报》创办，未果），并作《发刊词》，曰：“古人说得好，‘亡羊而补牢’，又说‘ 弭患于无形’”，来表明学会和期刊为时而生，及其理想。七是中国边政学会。1947年 7月，在南京成立，顾颉刚被推为常务监事。八是教育部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1947年 在南京筹建完成，内设研究、编译、文物等三组，并附设边文印刷厂一所，专事调查搜 集边疆文物，1949年4月，该馆聘请顾颉刚为研究员。
    可见，先生这一时期加入或者创办边疆社团活动极其活跃。作为一介学者，顾颉刚能够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宣扬时代的需求和召唤，调动社会的力量，开展与抗日救国密切相连的学术和社会事业。此外，在西南各大学任职期间，还创办和主编过《责善》半月刊、《史学季刊》以及《文史杂志》等学术期刊。难怪有人说，20年代到40年代，顾颉刚先生走到哪里就把刊物办到哪里，这也正是他治学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