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翁氏的讲学是些什么内容呢？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记道：“道光一代，祁（藻）、翁（心存）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17）”翁氏的“实学”，旨在调和汉宋，“汉儒之学如治田得米，宋儒之学如炊米为饭，无偏重也。（18）”值得注意的是，翁氏治学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经世倾向。他在弘德殿授读时，“授经之余，尝举古今治乱成败为上晰陈之。（19）”在当时内忧外患频仍的局面下，他大声疾呼，“尤以引拔人才为急”（20），江忠源、王茂荫、宋晋等均受过他的保举提携。而他却“未尝自以为名”。应该说，道咸之际，在湘淮系崛起之前，翁氏门弟之盛，堪称汉族大员之冠。
    就科举正途而言，以往的史家，过多地注重由其父李文安和曾国藩的同年关系所带来的曾李师承，而将李鸿章自己出身的这一支师门渊源忽略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位高名重的太老师翁心存，给小门生李鸿章带来的影响，我们从一些行将湮没的记载中仍可看到蛛丝马迹。如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转引王闿运的话说：“李少荃生平服事翁二铭（心存字一引者），于曾蔑如也。……”又记述王闿运曾面诮李鸿章：“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倒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但笑而不答也。（21）”再联系薛福成笔记所记，李鸿章初入曾幕时，国藩以少荃态大才高欲折之使就范的记载（22），当亦不无可信之处。
    三、翁、曾关系与李鸿章在其间的依违
    道光末年曾国藩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祁翁两文端“俱以实学为天下倡”，翁、曾之间，门派迥异。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由于肃顺的介入，使学派之争逐渐演化为政治派别的对立。
    曾、肃之间，颇有渊源，“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豫亭。（23）”据《庸庵笔记》记：咸丰在世时，欲命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24）”有学者认为，肃顺虽擢用一批湘军集团头目，但两者只有事实上的联系，并无特殊关系，并引欧阳昱《见闻琐录》里的一段记载，说肃顺被处决后，“藉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25）”其实，这只能说明曾国藩的谨慎，并不能说明他与肃顺无染。就在曾国藩得知辛酉政变消息的前十天，（26）他在“致澄弟沅弟”的信中还说：“沅弟信中决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余意亦觉如此。盖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即指肃顺等八顾命大臣一引者）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27）”推而言之，曾国藩及湘军之起，肃顺实为有力奥援。否则的话，政变消息传来，曾氏也不会一连多日中夜不眠，“为之悚仄忧皇”了（28）。直至若干年后，曾国藩在对亲信幕僚的谈话中，还以“天下事真无是非”（29）来为肃顺鸣不平。亦可见两人关系绝非泛泛。
    相反，肃顺对翁心存则极力倾陷。据陈澧《翁文端公神道碑铭》所记：“公屡掌户部，慎持大体。……心肃顺所为掊克事，皆力止之。肃顺大憾，每事相龃龉。公以足疾请假，旋请开缺。（30）”翁同书在《翁文端公行述》中又记道：“府君既去位，而肃公方贵重用事，会户部钞票案起，遂兴大狱。欲以奇祸中府君。上知府君无它，卒不深罪。当是时，微上保全，几不测。（31）”翁、肃之间，可以说得上是深仇大恨了。曾国藩既与肃顺亲近，自然与翁心存疏远。检索曾国藩书信，他当时与诸多经学大师均有书信往来，但与翁心存却并无通问。那么，经曾氏授业而又出翁氏门下的李鸿章，又是如何依违其间的呢？
    李鸿章回乡办练和加入曾国藩幕府的经过，海内外治湘、淮军史和研究李鸿章的专家多有所勾勒（32），澄清了不少为笔记误传的史实。客观地说，对于招纳李鸿章入幕，曾国藩的态度是主动的，心情是欣喜的，并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有流露（33）。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从坊间石印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34）中，曾觅得一封李鸿章于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1858年8月23日）写给曾国藩的亲笔信。这一天，正是太平军第二次攻克庐州城的当天，也是李鸿章决定携带家眷逃离庐州的前数日。因而这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对了解李氏这段时间的活动和心态格外显得重要。他在信中一方面对曾、胡等将帅“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另一方面，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感到有负曾师的栽培和期许。他自认：“鸿章材质驽弱，不甚造就，无任事之力，徒有忧时之志，处桑梓兵燹，困心横虑，靡所补救。非其地、非其人，则无从学习也。（35）”当时，由于前任皖抚福济调京，李鸿章面对家乡糜烂，急欲脱身，但又在北上入京和南投曾营之间犹豫不决。而曾国藩于八月廿日收到此信后，得知李鸿章因庐州二度失守流离失所，便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并给在南昌办理湘军粮台的李瀚章写信表示：“少泉弟肯来佽助，望即迅速命驾。（36）”这一正式发出邀请的日子是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而以前的有关史著，限于资料，对这一段史实均未能详及。
    在李鸿章这封信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接任皖抚翁同书的看法：“新中丞翁月舫前辈，似尚思实心整顿，然此地实不易为，鸿章不能再从事于漠不相知之人。”（37）
    他为什么要对曾国藩做如此表白呢？其一，根据前引李鸿章一年半后写给翁同书的信，当时二人无缘见面，相知不深。其二，李鸿章回乡办练，既有“以翰林知兵”的美誉，也有“专以浪战为能”、“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谣诼纷纭，谤屡起，几不能自立于乡里。（38）”鸿章自己也承认：“展转兵间无所就，久，乃谋去。（39）”当时，皖抚福济也是他的老师（丁未科副主考），其境遇尚且如此。何况接任的翁同书，只是与他并无一面之交的“世伯”，是以李鸿章要感叹“此地实不易为”，并下决心离开了。其三，早在李鸿章回皖办练之初，即得到曾国藩的一再勉励，曾氏并以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坦诚相告，足见期望之殷；李鸿章则因办练无成，反要投靠他，自不免愧汗交集。他对曾、翁师门不睦，想有所知，故作此试探性的表白，以期曾氏之接纳。因而收藏此信稿的李氏门生黄书霖在信稿后附有一首意味深长的感怀诗：“相业渊源一贯之，丈夫羞作乞怜辞（原注：书起咸丰戊午，公正穷困，依人不屑，俯首作怜语），安排四十余年事，珍重茅屋不出师。（40）”既然师恩深重，保由俯首乞怜？其内情，黄浚一语道破：“言李文忠视曾蔑如，亦可信。盖曾李路数各别，文正成名早殁，合肥于身后崇之，以视渊源耳。（41）”
    正是由于曾李“路数各别”的原因，李鸿章在曾幕中不见知的情况，确实存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话说回来，尽管李鸿章在入曾幕前把翁同书说成是“漠不相知之人”，但他入幕后，自己却亲笔修书与翁大拉关系，并且还于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代曾起草“致翁同书”函，为两家修睦转圜（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