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粤匪檄》是湘军领袖曾国藩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在衡阳誓师时，为东征太平天国而发布的一道檄文。该檄不仅是曾氏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理学经世派对湘军集团意志的公开表述；它不仅是湘军的出师檄文，更是理学经世派同其文化异端太平天国开始全面反攻的文化宣言。以往学者对该檄大多只是从政治层面加以探讨，很少论及其文化内涵，本文拟就此谈些新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讨粤匪檄》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就需要考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檄文首先是对传统学术递嬗的因应。自宋明以来，中国的正统士大夫反复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由于把“修身”置在最重要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中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再加清王朝所营造的文化氛围，迫使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现实生活，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便是对他们这种文化性格的生动写照。到道光年间，学术圈内一片衰败，宋学空疏，汉学饾饤，汉宋纷争更加导致学风浮华空疏；同时政风浑噩，士风麻木。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差不多同时降临到老大的中华帝国。于是，廓清学术末流，恢复学统，进而规范统治秩序，重整文化辉煌，成为当时社会对一种新的学术的急切呼唤。该檄便表现了理学经世派治学与治世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经世济世的抱负、胆略与呼声。其次，它在当时迴护传统的决心与勇气有一定的合乎情理的基础。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进行自身递嬗之时，更需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伴随着强权的西学首先在东南沿海登陆，持续冲击文化业已失范的“天朝”。出自本能的反感与自我保护，传统文化必将对西学顽强地加以抑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激化，尽管冲突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在当时抑制西学比接受西学更容易。其中，士大夫们对西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最为反感，群起而攻之。如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就曾被马扎逊家中的工人斥为“卖国奸贼”[1]，他所著的《功世良言》（即《劝世文》）也遭到士民与南海县令的封禁[2]，即是明证。后来，教案不断发生更表明了民教冲突的激烈。而太平天国采取拜上帝教的形式，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已为众多的士民所不满；而其公然贬低“至圣先师”孔子来进行反政府活动，更为一般士大夫所不容。文化的隔阂比政见歧异更为可怕。何况，高扛“斩妖诛邪”旗号的太平天国，不仅以武装起义的形式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更以异质文化的扫荡威胁到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维护传统文化便成了当务之急。该檄反映的理学经世派卫道传统的真实企图，有着深厚浓烈的维护传统和保卫君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一种志在与太平天国文化相抗衡的新学术终于脱颖而出。理学经世派以其务实的学风，开明的创造力，统揽全局的胆识，逐渐成为时代的呼声与号角；其敢于正视现实、勇于学以致用的文化性格，成就了其精神领袖曾国藩，也促成了这一文化同盟的壮大，成全了它的时代演出。
    当然，《讨粤匪檄》的出炉与曾国藩的素养和对现实的关注有关。曾国藩来自较少受到中原学风侵蚀、自成文化单元的湖南，深受湖湘文化实学精神的陶铸，奠定了他的理学经世思想，终成一代理学名家。其学术视野既具统揽全局的气概，也不乏创造性的实践，对于纠廓学本末流，反击异端文化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太平天国对传统的扫荡使得原有的政治体制失衡，文化秩序更加失范，而应付这一局势、挽救危机、重整秩序的时代重任便落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既重义理又能经世的理学经世派肩上。在形式上看来，洪、杨的“反孔”和曾国藩等人的“卫道”实质上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国人在文化选择上对西学必然抵拒的最高表现形式。只不过在时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本土化的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只能诉诸战争解决的文化交锋。在理学经世派看来，这场阶级斗争首先是场文化战争。
    二、《讨粤匪檄》基本如实反映并推动了时代的文化论争
    尽管我们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但毋庸置疑，在当时太平天国与湘军之间的文化论争也极为激烈，甚至有人将它渲染成文化战争。《讨粤匪檄》无疑在这场论争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这场文化论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这场论争的深化。
    首先，攻击太平天国的平等观，尽力维护传统纲常伦理。太平天国确曾奉行过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的政策。这突出表现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之内。它所规定的内容，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大异其趣。如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建立圣库制度等等，其目标在于建立“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3]的理想社会。这种美好的设想，充分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与贫困、要求平等和温饱的真诚而强烈的现实愿望，给广大农民提供了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建立一个“小天堂”式的理想新社会的具体图景。从而，太平天国的平等观具有反封建等级制度的伟大意义，对业已衰落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巨大震撼。然而，它又带有严重的宗教式空想色彩。在小生产占优势的汪洋大海里，所谓的平等定会被自然经济的不统一所湮灭，平等光芒被现实中的特权所遮掩。而后者后果更令人可怕和忧虑。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逐渐变质，政权的皇权化、神权化趋势日益突出，所谓的平等在特权主义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其消极性日益增强，严重损害了群众的激情，削弱了革命的生命力。曾国藩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平等观的这个弱点，作为反击的把柄，一方面指斥太平天国“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推夫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的平等观扰乱社会伦常，罪无可逭；另一方面指责太平天国仅实行表面的人人平等，实则其中“粤匪”老兄弟们“自处于安富尊荣”[4]而压迫两湖赣皖苏等处的新兄弟。从而，在动员学人士子为维护“秩然”的“礼义人伦”而抗争的同时，极力挑拨太平天国内部的关系，以地域乡土观念来达到分化瓦解太平军的目的。在曾国藩和湘军的武力、政治、文化攻势下，再加上别的因素，太平天国被迫对其平等政策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如强行分割家庭伦常的男女分馆制度被取消；原始平均的劳动分配制度改为“照旧交粮纳税”[5]。但是，《讨粤匪檄》攻击带来的恶性效应并未被中止或铲除，太平天国内部往日的平等团结气氛被严重破坏。相反，檄文与湘军的“崇正辟邪”和“隆礼”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恢复和强化了全社会的传统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