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1]（75页）。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他所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上登载过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消息，介绍过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有关活动和德国社会党的有关情况[2]（28、50、24-25页）。对于社会主义学说，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可说是起到了“牖新知”的作用。梁启超不仅在传播社会主义学说上占有较为突出的位置，而且在2C世纪初期积极参与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论争，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过去，学术界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学说定位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并加以批判。固然，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然而，在20世纪头20年，能够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真谛的又有几人？梁启超虽然不能认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他在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时对于中国国情的关注，对于包括苏俄在内的外来势力对中国利益的可能侵害的防范，对于国人在“走俄国人的路”的政治选择下如何坚持国家民族利益所提出的意见，对于国人应当是有启发价值的。鉴于学术界对此研究尚不充分，一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探讨。
    一
    20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学说逐渐传入，中国思想界一批知识精英围绕着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究竟适合中国与否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争。作为近代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先驱，梁启超参与了此次论争，并在非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阐述了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适合中国与否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在此次论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倡导土地国有政策，认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具体实施办法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家所共享”[3]。梁启超对此持有异议。一方面，梁启超认为，仅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并不是社会主义，“土地国有”仅是社会主义内容的一部分。革命派以“土地国有为唯一揭橥”，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4]（556页）。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将生产机关归为国有，土地乃是重要的生产机关之一，除土地之外，“尚有其重要之生产机关焉，即资本是也”。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质而言之，则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另一方面，根据现实状况，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4]（544页）。梁启超分析道：“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办法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们悉数搬来运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5]（32页）
    从论争双方所持的论点看，此次论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论争”。无论是改良的梁启超，还是革命的孙中山，他们所论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论争的实质乃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孙中山反对梁启超是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梁启超反对孙中山也是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在戊戌变法时，梁启超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在日本“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于是“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6]（176、188页），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思想渐趋激进。但是，在1903年夏秋间，梁启超出游新大陆后，思想言论大变，甚至完全放弃了“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6]（334页）。完全退回到改良派的圈子里，并且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反对革命，反对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认为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将会出现“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的惨状[7]（322页）。不惟如此，外族势力也会趁机侵入中国。梁启超反对革命，对在中国倡导革命的革命派自然是坚决反对。梁启超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6]（323页）“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6]（373页）出于与革命派斗争的需要，梁启超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宣传鼓吹社会主义，自然采取敌视态度。他在《开明专制论》中以激烈之言辞写道：“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8]（363页）除了政治立场对立之外，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论争，尚与其并没有完全理解、甚至误解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的思想主张有关。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指出，孙中山所谓民生主义是“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其目的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8]（363页）。事实上，孙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并非“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孙中山甚至对作为“平均地权”的先决条件“土地国有”政策都是有相当限制的。孙中山曾多次阐述其“土地国有”政策的内涵，指出：“土地国有之法，不必尽收归国有也，若修道路，若辟市场，其所必经之田园庐墓，或所必需之地亩，即按照业户税契时之价格，国家给价而收用之。”“至土地国有一层，亦非尽土地而归之国家也，谓收其交通繁盛之地而有之耳。”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政策的实施范围是有限的。孙中山的追随者冯自由在论述“土地国有”政策的实施范围时也说道：要解决民生问题，“唯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森林、矿山及交通机关应为国有，可无俟言，即都会耕地，亦万不可不收为国有”。冯自由在谈到土地国有的实施对象时，没有提到农村耕地，可见土地国有政策实施对象中本来就不包含农村耕地[9]（22页），并不如梁启超想象的那么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