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梁启超虽然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在文章中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主义”[4]（558），但却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始终持不赞成态度。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差距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梁启超评论其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的一段话中寻得：“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以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29]（136页）事实上，梁启超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视为“最高尚主义者”“竭全力以抗之遏之”？梁启超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是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梁启超称康有为“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其行事恒践于极小极近”[30]（33页）。这与其说是对康有为思想行谊的描述，倒不如说是梁启超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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