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苏联解体，至今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史学界逐渐克服了前苏联史学研究中的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倾向，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束缚，使研究工作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如今俄罗斯中国史学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学术观点日趋多元化，已呈现出“可以用中国的话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远东研究所所长 M.Л。季塔连柯语）。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间发表有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著作近60部，文章约500多篇。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近十年来俄罗斯对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作一评介。
    一、研究重点与成果
    这十年间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积极发掘、整理和出版历史档案资料和其他史料，深入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俄罗斯学者早就意识到，要修订和改写他们以前撰写的带有一定片面性的著作，要消除前苏联时期史学研究中的“空白点”，必须重视对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所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开放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即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对部分俄罗斯学者的开放，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主要学术机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决定从1993年起“把科研力量集中在几个与发掘、研究新的档案文件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大项目上，其中居中心地位的是编辑出版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这套文件集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选编，主要是发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管的与中国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计划出5卷，现已出版3卷，发表1920至1931年间文件985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维经斯基、鲍罗廷、孙中山、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文电；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函电；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等。这些文件记录了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在华活动及其对中共组织建立的作用；越飞与吴佩孚、孙中山的接触情况及苏俄同孙逸仙结盟的目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和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军事计划的态度；鲍罗廷在筹备和召开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活动；中共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同鲍罗廷的分歧；孙中山北上的决策过程及其目的；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等。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还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合作编辑了《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集，分两册，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出版，发表档案文件385份，其中与中共直接有关的函电10份，如季米特洛夫关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中共的任务给伏罗希洛夫的信（1940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关于必须保持统一战线和防止同国民党破裂给毛泽东的密电（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关于必须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和巩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给毛泽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毛泽东关于国共对抗问题向季米特洛夫作出的报告（1943年7月底）等，这些文件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了有组织地编辑出版系列档案文件集外，俄罗斯学者个人还注意发掘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保管的共产国际档案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和外交部档案中有关中国的历史文件，这十年间他们在一些书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披露档案文件的文章，如：A.格里戈里耶夫、T.扎泽尔斯卡娅在《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上发表的《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公布了苏联驻华大使II.尤金在1956年3月31日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C.Л。齐赫文斯基在《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上发表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公布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联领导应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四大国居中调停建议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交换意见的6份电报；A.M.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计划访苏时同斯大林的书信往来情况，以及米高扬于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他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谈的主要内容的书面报告；在1996年第4、5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1949年6至8月间对莫斯科的访问》，公布了斯大林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和毛泽东、刘少奇给斯大林的函电；在1997年第2期上还发表了《斯大林与周恩来在1952年8、9月间的会谈速记记录》；A.И。卡尔图诺娃在《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6期上发表的《在契切林与加拉罕通信中的中国问题（1924-1926）》，援引了契切林和加拉罕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书信。这类文章很多，不一一列举。
    作为一个重要史料来源，这十年间，俄罗斯学者还注意发掘当事人的回忆录，这方面的著述有：C.Л。齐赫文斯基的《我生活中的中国（30至90年代）》（莫斯科1992年版），记述他在华工作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C.H.贡恰罗夫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和1992年第1、2、3期合刊），这是作者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任苏联驻华总顾问的И。Б。科瓦廖夫的采访录；C.H.贡恰罗夫和Б。H.乌索夫的《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5期和1993年第1期），文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简要地概述了中苏两国边界上军事对抗形势的升级经过，后半部分是原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A.埃利扎韦京对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的回忆；M.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和北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载M.戈尔巴乔夫：《生活与改革》第2册，莫斯科1995年版），回忆了他在1989年5月访华时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谈话的内容；M.C.贾丕才的《苏联（俄国）的对华外交》（载M.C.贾丕才：《在平行线上--一位外交官的札记》，莫斯科1996年版），记述了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到破裂再到正常化的变化过程；Б。H.韦列夏金的《在旧中国和新中国--一位外交官的回忆》（莫斯科1999年版），回忆了他亲历的中苏两国关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期间赫鲁晓夫之子C.赫鲁晓夫还根据他保存的3000多页录音手抄稿和录音磁带选编了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莫斯科1997年版），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记述了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交往和中苏关系的演变。这些回忆录尽管不都客观和全面，甚至有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对于研究中苏关系不无参考价值。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开始利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在《远东问题》、《近现代史》等杂志上经常发表这类文章，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提交了不少这类学术报告。如A.M.格里戈里耶夫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1926-1927）》（载《远东问题》杂志1993年第2、3期）；A.B.梅利克谢托夫的《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问题》和B.И。格卢宁的《关于1923年1月26日的孙越宣言》（载《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2册，莫斯科1997年版）。近年来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H.Л。马马耶娃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1919-1929）》（莫斯科1999年版）；A.И。卡尔图诺娃的《莫斯科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军事方面（1923-1927.7）》（莫斯科2000年版）等等。
    同时俄罗斯学者还根据历史档案和当事人回忆逐步开展了对中苏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的研究，发表的主要论著有：Ю。M.加连诺维奇的《苏中关系史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两卷，莫斯科1991年版）；H.Π。里亚布琴柯的《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苏中关系》（符拉迪沃斯托克1991年版）；A.г。雅科夫列夫的《从当代世界发展趋向的角度来看苏中对抗的教训》（载《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1册，莫斯科1997年版）；Л。П。杰留辛的《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北京1998年第3期）；A.M.列多夫斯基的《斯大林、冷战及1937至1953年间苏中关系史：斯大林妨碍了中国革命吗》（载《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第2册，莫斯科1999年版）；Б。T.库利克的《走向正常化的苏中关系（1979-1989）》（载《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第2册，莫斯科1999年版），等等。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研究课题外，俄罗斯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也比较重视批判性地重新审视以前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探讨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问题。这方面的论著有：Л。A.别列兹内的《有争议的中国革命史概念问题》（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版）》1990年第2期）；B.И。格卢宁、A.M.格里戈里耶夫的《中国现代史概念问题：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2期）；H.Л。马马耶娃的《关于评价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几个方法问题（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讨论）》（载《时代联系未断》，莫斯科1993年版）。这些文章概括地评述了前苏联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状况，具体地分析了一些课题的理论概念，如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之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等，指出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片面性、教条主义等问题。
    2.加强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随着对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批判的深入，俄罗斯学者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和政治上的限制，开始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苏两党关系和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各种政策。远东研究所把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划分几段，由年轻学者分头进行研究，如K.B.舍维廖夫在研究中共在1949至1956年间的社会经济纲领是怎样形成的；H.И。梅利尼科娃在研究中共的土地政策和中国的“大跃进”政策；B.H.乌索夫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1961至1965年历史和“文化大革命”史，等等。虽然后来编辑共产国际档案文件集工作集中了相当多的研究力量，但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中断，这些年来发表了一些资料性和评述性的著作，如K.B.舍维廖夫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史略（1956年11月）》（载《中国与世界：历史、现时和未来》第2册，莫斯科1992年版）；H.И。梅利尼科娃的《中共在1955至1956年间即在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形成阶段的土地政策》（载《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年版）；B.H.乌索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1960-1966）》（两册，莫斯科1998年版），等等。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引起了俄罗斯中国史学界的兴趣，他们越来越重视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种方针政策的研究。近年来他们发表的这方面论著越来越多，如B.Ф。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2册，莫斯科1991年版）；Л。П。杰留辛的《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B.Я。波尔加科夫的《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98年版）；O.H.博罗赫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莫斯科1998年）；P.M.阿斯拉诺夫的《中共现阶段战略的形成（1977-1997）》（载《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莫斯科1999年版）；M.Л季塔连柯的《中国的文明与改革》（莫斯科1999年版），等等。
    总的说来，这十年间俄罗斯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是处于根据新发掘的档案资料重新审视关于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成果，克服以前著作中存在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薄弱环节和逐步加强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