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学者还认为，“民主革命阶段结束”的提法也需要进一步明确。通用的提法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恢复时期结束后民主改革的进行，“民主革命阶段结束”，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大锅里还‘未煮透’，前资本主义残余、传统、道德的稳固性及其对中共政治思想的影响还显而易见，国家领土复归一体的任务尚未彻底解决，很难把克服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纲领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归为纯社会主义目标”（注：B.И。格卢宁、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现代史概念问题：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2期。）。两位学者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恢复时期结束后民主改革的进行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
    4.关于中苏两党发生分歧的原因
    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以前认为，中苏两党发生分歧主要有两个原由，一是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那种不平等的党际关系（“大小党”、“导师党和学生党”）；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危机，两党领导人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内政策问题看法不一致。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俄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库利克认为，以前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弱点，是把苏中两党的思想分歧视为苏中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绕开了产生分歧的起因问题，因此往往把苏中关系的破裂归罪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争吵。研究档案材料后，可以得出结论：苏中发生分歧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国内政策的评价简单化、表面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快速克服经济落后状态的客观要求，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注：Б。T.库利克：《苏中分歧的起源》，载《在21世纪的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中国和俄国》，莫斯科1995年版。）
    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杰留辛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期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其阶级使命和奋斗目标也仍然一致。夺取政权后，尽管宣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共产党开始代表和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且世界革命使国家利益具有了阶级的形式。通常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存在是集中统一和团结的基础，但在执政的共产党的实际外交活动中，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是头等重要的。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在选择反帝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时，取决于他们认为哪种形式和方法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更有利。（注：Л。П。杰留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俄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雅科夫列夫则特别强调指出，中苏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或者说是忽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利益和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辩证联系，在这个基本原因背景下，所有其余原因都是第二位的。他认为，中苏两个大国应该把它们在世界和地区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同它们共同利益的要求协调起来。（注：A.г。雅科夫列夫：《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问题》，载《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第1册，莫斯科1999年版。）
    5.关于对邓小平的评价
    如果说十年以前，前苏联中国史学界多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邓小平“使中国离开了社会主义”，那么近十年来俄罗斯学者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已开始认真地研究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俄军事科学院历史学博士Б。戈尔巴乔夫认为，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一笔勾销，而是努力利用建国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之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邓小平不仅是个战略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个技艺高超的实践家，他善于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已经固定下来的方案和做法。邓小平最主要的成就是进行了经济改革，他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了。邓小平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但他所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命运，而且对现代国际市场（包括西方市场）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使他可以与经济学家凯恩斯或弗雷德曼并驾齐驱。
    这位学者还列举了邓小平的几个主要成就：他使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每年以10%（有的年份高达14%）的速度稳定地发展经济；他使中国的产品占领了一些真正的国际市场，首先是消费品市场；他非常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试验，证实现有的权威的市场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很高的效率。这位学者认为，如果说马来西亚、韩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的经验是一种“例外”的话，那么中国的成就则可以说已具有某种规律性了（注：1997年2月21日《独立报》。）。
    俄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波尔加科夫对邓小平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邓小平为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而举世闻名。他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谁也不怀疑，邓小平是一位伟人，是一位没有引号、没有一点儿讽刺、没有丝毫夸张的伟人。他在70岁以后，在生命的第八和第九个十年，已经充分实现了自我。就其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言，邓小平至少在表面上同毛泽东处于同等地位，而实质上他超过了前任，比前任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他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大大超过了先生。（注：B.Я。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
    6.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前几年俄罗斯学者在谈这个问题时一般都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季塔连柯在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文明与改革》（1999年）中，就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季塔连柯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有继承关系，邓小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符合了现代精神并发展和具体运用了这个思想。他还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含有许多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成分，而邓小平理论摆脱了这些成分，强调爱国主义、对外开放和努力学习所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同它们进行平等合作。
    季塔连柯认为，毛和邓的共同点是都强调国家的积极调节作用，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强调保证社会稳定，强调作为国内局势稳定保证因素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特殊作用；他们都把社会主义作为唯一选择，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束缚、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繁荣昌盛国家的制度。但两个人在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上，特别是对建设新社会的途径和期限的理解上有差异。其次，在对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对它的生命力和它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评价上也有不同。例如，与毛不同，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腐朽。社会主义应该向资本主义学习经营管理，学习发展生产和使科学技术商品化。社会主义还需要证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实际上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建成。邓小平还认为，无论计划性还是市场生产都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总之，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与前者不同，后者对理论采取现实实用主义态度，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