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异议，还基于他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譬如他认为，中国社会革命需要以产业发展作为必备条件，而“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10]（403页）。梁启超所持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相当一批人的共识，甚至革命派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当时是否应当倡导社会革命持怀疑态度。如在1903年革命派内部就有人撰文指出：“虽然，社会主义者，又极不切于中国之主义也。凡人类进步之次第，由射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惟入工商之期，而后有社会主义。吾国犹在耕稼之时代，故社会主义之问题，在欧洲已高唱、非难，日日绞政治家之脑髓而不能理者，在吾国则视若无动焉。”[11]（65-66页）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此次论争，以往学术界对双方相异之处探讨得很多，甚至不适当地夸大了两者的差异。然而，论争双方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不容忽视。
    其一，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他们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宣传社会主义，都是由于对欧洲社会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富悬殊、不平等等严峻的社会弊病，他们都对以往所主张的在中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产生了怀疑。
    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了欧美社会生产发达，由于自由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资本和财富的过分集中，贫富悬殊，社会主义在西方是不可避免的，且是“救世良药”。
    1903年，梁启超出游新大陆时就曾披露过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梁启超指出：“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八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5]（39页）同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又指出，由于过度的自由竞争导致了“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动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而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故于学理上而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12]（324页）。欧美社会由于自由竞争、垄断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据此，梁启超得出了政治结论：“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社会主义之目的，在救自由竞争之弊也”[5]（39页）。显然，梁启超将社会主义视为救治欧美社会弊病的良方。
    无独有偶，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对欧美社会的弊病以及社会主义在欧美社会的兴起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孙中山就曾认为“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之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凡有见识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13]（327页）。
    另一方面，他们都根据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主张，他们都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在认真、严肃地探索更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其二，在主观上，他们都力图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病在中国发生。1903年，孙中山在《致某书》中称：“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作，生财之力尚恃人功，而不尽操于业主之手，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恶，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故仁者所不忍出也。故弟欲于革命时一齐做起。”[14]孙中山为避免在中国重演欧美贫富悬绝之惨境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就连孙中山提出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也是出于防患于未然，防止中国重蹈欧美社会覆辙的考虑，其用心可谓良苦。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冯自由在文章中更是言辞激烈地指出：“伦敦市民之仰给于英政府者，凡一百万人；又伦敦富豪蓄犬之屋，其庄严靡丽，埒于王侯，贫民靡论矣。夫以宪法最善美之民权母国的英国，而其贫富之悬殊若此，遑论他国？”“审夫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而吾党犹蹈其覆辙，不思设法预防，则匪徒蔑视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抑亦奚忍今吾民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预隐第二社会革命之伏线耶？故曰：为祖国计，为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15]
    而作为革命派对立面的梁启超，他之所以反对孙中山的土地国有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他所理解的含有“均贫”思想的社会主义学说才是“救私人之过富过贫”的良方。他认为：“社会问题之真意，要以分配趋均为期，以使全国中各社会阶级（不论贫富）皆调和秩序以发达而已”。“社会问题不当专以现在贫者一阶级之利益为标准。盖社会者，全社会之社会，固非富者阶级所得专，亦非贫者阶级所得专”[16]。
    其三，他们对不同社会主义流派的选择存在共同之处，都主张在中国实施国家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