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社会主义的派别划分上，两者极为相近。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派别虽多，但就其本质而论之，却仅可分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虽然“两相比较，（共产）社会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实施的条件，共产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能是数千年后的事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以尽我人之本份。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17]（509页）。无独有偶，梁启超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流派时也曾指出：“虽然，要其大别，可以二派该之。……一曰社会改良主义派，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二曰社会革命主义派，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再谋建设者也。”[4]（575页）对以上两派，梁启超的态度是：“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18]（402页）
    在政治实践中，两者都认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
    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曾明确指出：“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其说虽万不可行，若夫各种大事业，如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5]（42页）梁启超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以矫正者也，……俾士麦所赞成属焉”[4]（575）。显然，梁启超希望在中国实施德国俾士麦执政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
    如前文所述，孙中山主张集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这可从孙中山本人所表述的实施集产社会主义的方法证明之。孙中山谓集产社会主义的实施办法是：“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以“博爱、平等、自由”之精神，“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孙中山所阐述的方法事实上又同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一文中所论实施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法大体相同。不惟如此，梁启超国家社会主义即“俾士麦所赞成者属焉”的观点，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孙中山曾宣布：“本会纲领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归国有，不使一私人享其利。中国当效法于德国。”[19]（308-309页）
    二
    20世纪初，社会主义仅处于理论形成阶段，而到了20年代，当发生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理论，而真正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也在一定范围得到传播。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梁启超参与了此次论争，成为论战各方瞩目的思想家。
    1920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应共学社之邀来华讲学。在讲学中，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罗素这一看法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张氏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于是挑起了20年代这场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论战。这次论争的焦点是中国究竟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还是走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
    在这次论战中，梁启超支持张东荪，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走实业救国的改良道路，认为“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其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不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他明确指出：“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20]（6页），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在欧美社会，“适合于多数人地位上之要求”的社会问题是改善劳动者地位，争取劳动者权利。而在中国，由于没有“劳动阶级”，故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
    中国为什么没有劳动阶级呢？梁启超认为：“其原因之一部分，固有政治之混乱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国资力之剥削压迫。”梁启超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张东荪也曾指出：“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21]（216页）陈独秀也有相似的看法：“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正因为中国无劳动阶级，正因为中国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剥削，所以，梁启超认为在“今日”中国，还不能行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若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劳动阶级，而劳动阶级出现，“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才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发展实业的阶段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关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有清楚的表述，他认为欲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最少亦须在吾国内生产而供给之（此指外人投资在中国办生产事业而言）。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给于伦敦、纽约、巴黎、大阪，然后我多数人之职业不至为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之劳动者所夺，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为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20]（7页）。梁启超还指出，现在及最近之将来，帝国主义“依然安坐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以择吾肉而吸我血，吾国之社会主义运动无论若何猛烈，彼辈曾不感丝毫苦痛”[20]（3页）。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不能进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