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梁启超认为应该发展民族资本，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其方法为“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对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果”，目的是“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并“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4]（555页）。很显然，其目的在于发展民族资本，抵御外国经济侵略。
    梁启超企图通过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只是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民族资本既受外来资本的侵略又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力量十分弱小。第二，中国民族资本受外国资本控制，或直接间接地沦为外国资本家的买办，“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世纪也没有希望”[22]（212页）。
    陈独秀曾对梁启超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方案提出批评：“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23]（211页）李达更是言辞激烈地指出：“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这事实上等于庸医杀人[25]。
    尽管梁启超反对在当时的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尽管他所提出的改良主义道路难以使中国走上发展正道，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但作为论争一方的重要代表，梁启超与其论战对手一样，都是基于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立场，都看到了帝国主义是威胁中国的主要因素，都认为中国应该反帝。只是双方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而已。他们的分歧在于：是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还是走实业救国的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而作为这一争论的延续，1925年，又发生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应不应该“走俄国人的路”的论争。
    在这场“友俄仇俄”的论争中，梁启超反对联俄，不认同走俄国人的路。他在1925年写信给《晨报》社会周刊编者刘勉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写道：
    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
    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出新经济政策来？喂！可怜！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而教你信仰的人却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毛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们，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24]（67-68页）
    梁启超是在俄国已经表示出对中国“友好”的背景下说这番话的。1919年、1920年，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地。加拉罕的声明于1924年写进了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好感。在当时作为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堡垒和思想舆论中心的北京大学的师生心目中，列宁的地位因此而超过威尔逊，跃居世界伟人之首。甚至胡适也曾填词两阙，讴歌俄国革命“去独夫‘沙’，张自由帜”，吟诵出“新俄万岁”的词句。
    在国人普遍对俄国怀有好感的背景下，梁启超却如此旗帜鲜明地持不同意见，原因究竟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弄清楚苏俄向中国靠拢的真实目的和诚意。
    1922年8月，苏俄特使越飞来到中国，他向当时任北京政府外长的顾维钧表示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但同时，他希望中国政府采纳苏俄的建议，即中国单方面正式宣布废除与其它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由于中国政府未采纳此建议，越飞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谈判因此受阻。此后，加拉罕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身份来到中国，其“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事实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25]（317、331页）。
    加拉罕提出的先决条件，中国方面能轻易接受吗？当时俄国人在外蒙古，“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的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一千多名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政府特派员和他带去的卫队也被驱逐出境了”[25]（331-332页）。在这样的形势下，同苏俄先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再商讨具体谈判事宜，中方显然难以接受，因为苏俄显然是以极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