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在《讨粤匪檄》卫道情怀和治学与治世相结合的精神驱使下，从维护传统到超越传统，开展了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发展了传统；而太平天国从反传统到囿于传统，落入受宗教与传统双重束缚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太平天国作为一个革命政权，按常理说它应提供前人所未能提供的东西，在次生型的近代化道路上迈出自己的步伐。但是，它很难做到这一点。向西方学习是否令人满意在于所学的质与度。事实上，太平天国并不能完成开启近代转型的历史重任。首先，小生产者的胸襟和目光，决定了太平天国以封建性为原型的实质，决定了洪、杨不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与先行者。因此，太平天国先后出现的封建等级制度与特权腐败现象，不是革命的蜕变，而是阶级的本能。其次，拜上帝教的宗教文化观妨碍了洪、杨理论视野在革命危急时刻的科学扩展。这种极为肤浅的准西方宗教不能完成对传统文化进行理论清算的必要准备。这种反传统最终只会在宗教迷信中沉沦，致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乃至“上帝天国”便能证明这一点。忽视传统的顽强，一切委之于上帝，导致太平天国陷入以宗教反传统开始，受缚于宗教和传统的轮回。平心而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尽管契合了要改变现实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学习西方的趋势，尽管在冲击封建统治、暴露清廷腐朽并使之因时应变等方面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就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规律而言，洪、杨并非新的生产力和新兴阶级的代表，基本上与近代化绝缘，所以靠他们和农民运动本身不可能解决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资本主义色彩甚浓的《资政新篇》被冷落，就可说明一些端倪。
    理学经世派簇拥在曾国藩的大旗下，打着卫道即维护传统的旗号，为经世致用、救时济世而奋斗。他们先是开始了中国近代兵制的重大变革，开创了湘军的建军模式；继而，建立安庆内军械所和沪局，开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河；且不乏教育、科技近代化的创举等等，逐渐汇成洋务运动的时代大潮，顽强地突破了封建传统的樊篱，在实践中逸出了传统。这种似乎背离初衷的逸出，则要归功于他们的实学精神。理学经世派在继承、维护文化传统的同时，敢于正视时代的挑战，勇于经世致用，敢于因时通变，勇于进取开拓，不泥古，对外来文化并非一味深闭固拒，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曾国藩在战争期间便认识到，“剿发捻”与“勤远略”是一致的，都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3]，并开始予以实践。在战后，便正式开展了自强、求富、以自立为主旨的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开启了门户。这种输入，是时代所允许的最大幅度的输入。这分识见与胸襟，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它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全面付诸实践，使中西文化交流在时代性沟通方面和民族性融合层面作出重大开拓，在大规模的文化论争后使文化交流成果在器物层面得以具体体现出来。《讨粤匪檄》中的守道救时而治实学、治实政相结合的实学精神，在战后得以发扬光大，这就是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中体西用”这一中西文化取舍模式的形成与实践。从此，洋务运动成为“经济”的代名词，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思想被洋务派更大规模地付诸实践并有所发展。正如夏震武评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和学术也。”[14]此话虽不无揶揄，但也道出一定实情，而且，曾国藩这种文化选择，也广为后世学人所认同。在《讨粤匪檄》的映照下，太平天国与湘军成败、兴亡等历史形象的相互依违，的确发人深思。从此，湘（淮）军走向全国政治、文化舞台中心，成为时代的主角，汇合成主流文化的大潮。中国的洋务运动，便是湘（淮）军驾驭时代的产物。
    完全可以说，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赖以向太平天国公开宣战并取得最终胜利、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而是主要来源于《讨粤匪檄》。这是因为，尽管它的政治性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但其所蕴含的基本文化内涵，适合中国当时文化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水土与气候，有其产生的必然、存在的理由和成功的现实可能。它所表达的渐进文化选择模式，成为最佳的时代选择，符合近代文化的发展规律，契合历史发展潮流，从而产生了比武器批判威力还要大得多的精神能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序幕。这就是我们对《讨粤匪檄》的基本评判。
    【参考文献】
    [1]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941.
    [2]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16.
    [3][8]太平天国：第1册〔M〕。神州国光社，1952.321,313.
    [4][6]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232.
    [5]太平天国：第3册〔M〕。神州国光社，1952.203-204.
    [7]曾国藩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21-22.
    [9]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681.
    [10]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1.1520.
    [11][12]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57,225.
    [13]曾国藩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7.1272.
    [14]夏震武。灵峰先生集：第4卷〔M〕。杭州：丙辰浙江印刷公司代印。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