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攻击太平天国的文化观，以卫道、护统为己任。曾国藩在檄文中开宗明义地指斥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6]，把太平天国置于传统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叛逆的位置上进行最具蛊惑人心的批判，从而号召广大士民为卫道护统而战。
    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化都有民族性和延续性，其赖以存续的价值和理由不容简单地分割与否定。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太平天国正好犯此文化交流和批判中的绝对化与片面化之大忌，立场激进近乎虚无，手段简单流于粗暴，自然会促发民族文化心理的激烈反应与本能抗拒。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基督教伴随着自我优越的高傲、殖民主义的霸权以及异质文化的隔膜，使中国士民极为厌恶与反感。与此相关联，“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的洪、杨等人也就易被人们骂成“汉奸”。曾国藩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对汉奸深恶痛绝，曾经指斥“汉奸”“丧尽天良”，实是“祸贯满盈”，期待有朝一日将其“聚而歼灭”[7]。曾国藩正是利用民族文化心理诸如名教至善情结、夷夏大防心理等天然优势，发动对太平天国的恶毒攻击和彻底批判，动员包括传统和文化全部潜能在内的整体力量与之搏斗，进而捍卫道统，维护政统，保家卫国，尽力尽快恢复社会、文化秩序。治学与治世、义理与经世在战争期间，便如此奇怪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看来，对君国的忠诚与对文化的关怀，同样是天经地义的；在这声势浩大的文化交锋中，“崇正”而“黜邪”，是天然一致的，同归于“隆礼”，即重建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从而，理学经世派把实学精神贯穿于个人言行与社会实践之中，具体落实到以平定太平天国、卫道护统为己任的时代实践上。湘军维护传统的文化选择更适合中国当时那种文化气候与土壤，更能在文化对抗中生根发芽；而太平天国的文化观相形之下，大为失策，其失败结局便是迟早之事。《讨粤匪檄》便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文化论争，作为理学经世派的文化宣言，其文化选择无疑将得到最大和谐和回应。
    最后，指斥太平天国制造文化浩劫，号召士民为卫道、护统、保家而战。在文化理论上批判太平天国后，《讨粤匪檄》又具体批判太平天国的文化实践。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当然为革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因其独尊性和排他性，在当时确实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洪秀全曾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8]不管这条政令到底实施了多久，贯彻程度怎样，但在广大士林中所产生的反感情绪是不可能根除的。太平天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当时那种武器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几乎造成了它与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尖锐对立。其外在表现之一，便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扫荡式的否定。民间信仰作为民俗社会心理的沉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价值取向。缺乏坚实理论准备的洪、杨摧毁-切传统之举，只会造成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凌乱，难免会遭到大众心理的排斥。而文化素养比洪、杨要高的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则利用“华夷之辨”、神道设教等朴素的民俗心理展开全方位的反攻。其实，在对一件小事态度的差异上便可看出敌对双方对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选择：洪、杨烧毁了历史悠久的南京朝天宫，并改为宰夫衙；李鸿章则专委干员，在此废墟上建立江宁府学，曾国藩亲自为之作记。相形之下，江南士民之向背乃至全国民众心理之向背，便不言而喻了。当然，洪、杨和太平天国，面对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命题，作出了自身所能做到的现实反应，勇敢地向西方学习，契合了要进行社会变革、拯救时艰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故能乘清廷之弊而席卷东南半壁，在初期造成绝大震撼。正因为如此，在曾国藩、胡林翼等理学经世派看来，当时的形势已到了最后危急关头，“非我杀贼，即贼杀我”，认识太平天国非一般叛藩莠民可比，而是更加凶险的文化敌人。故他们在檄文中号召各类人才迅速起来，为卫道护统、保家卫国而战。正因为文化观的不相容加深了战场上的决裂，湘军和太平天国成为壁垒森严的两大敌对阵营。当时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廓清学术末流、规范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必要，而其首务之急便是“讨粤匪”，拯救“名教之奇变”，恢复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才能谈及其他治世之举。这样，镇压太平天国同保护桑梓、维护传统文化与维系清廷统治达成高度一致。故檄文的文化号召反响强烈，广为流布，而理学经世派的崛起，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湘军阵营几乎就代表了传统。其实在当时，传统文化也好，拜上帝教也好，连同理学经世思想，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封建性质的。但由于文化视野的差异，使得理学经世思想代表了社会主流，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理学经世派的湘军，即使最多只能算半官方的地方民间武装，因打着卫道护统的旗帜，出省东征也就显得师出有名，理所当然；而保家卫国的宣传，则使得士民觉得“讨粤匪”更符合切身利益而有现实的追求。故檄文的号召易深入人心。当太平天国被视为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叛逆时，理学经世派在文化论争中便有取得重大胜利的可能；因檄文号召获得最为广泛的社会与文化支持而最终获得现实的成功。曾国藩藉檄文的流布团结到了所有能团结的人，向太平天国发动了一浪超过一浪的进攻。这就是檄文发布的直接战略目标所在，也是檄文的文化内涵所蕴藏的能量在当时社会文化氛围下的初步展示。《讨粤匪檄》确是理学经世派藉攻击太平天国而登上时代中心舞台的文化宣言，是一个历史时代发展的结果，浓缩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现状。
    三、《讨粤匪檄》事实上开启了一个时代
    尽管《讨粤匪檄》的初衷是“卫道”，“中兴”大幕的拉开至少证明了该目的部分实现；但是，旨在维护传统文化的理学经世派并未停留在简单的“卫道”水平上，他们以《讨粤匪檄》为文化宣言和纲领，在终结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在努力克服内忧外患的时代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时代。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重新聚结，一部分人自然地转变成洋务派，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航程，从而在维护传统的时候，事实上逸出传统，真正发展了传统。当传统文化获得全新的时代内涵时，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
    理学经世派对传统推陈出新伊始，完成的首先是在《讨粤匪檄》指引下的社会力量的重新聚结。一方面，太平天国及其拜上帝教的强力推行，造成了一神教与泛神论、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宗教仪轨与传统伦理、绝对平等与事实等级以及特权等等之间的矛盾，加上其各项政策与客观现实的巨大落差，在使大众心理遭到严重的压抑的同时，渐渐生生斩断了自己与下层社会及广大民众的渊源和联系。农民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倒向湖军，太平天国的革命潜能与社会基础在不断削弱。另一方面，理学经世派通过檄文呼吁“君子”、“仁人”乃至“凡读书识字者”奋起为卫道而战。而广大农民在保家与“口粮”等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日益远离太平天国。江楚民众开始以种种形式聚结在檄下，团结在理学经世派周围。农民们甚至竞相投入湘军，出现了“丐书于请而后得入”的情况，乃至有当不上正勇而当伙夫“随营待补”的现象。知识分子则被曾国藩的学识与威望所折服，将其视之为知音与指针，大量加入湘军幕府，至少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幕府得以极一时之盛，聚集全国人才之精华，形成空前的局面，而江浙士民则望曾氏湘军如救星，钱鼎铭远赴安庆求救时效秦庭之哭就很能生动说明理学经世派已成为守道救时的中坚力量。士大夫武化的现象和近代军人社会群体的形成，充分说明了湘军在檄文指导下的巨大号召力。这些，均与敌对双方的传统文化观和用人政策分不开。当传统活力仍然足够强大之时，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否就成为全社会力量归属的重要判断依据。湘军能更多地吸引农民与知识分子，便是对卫道大力呼吁的结果。在太平天国方面，宗教文化的独尊性与排他性，妨碍了它在文化交流中的进一步自由融合，很难团结到对不同利益追求的集团和派别。故坚决反清的天地会的邱二嫂会拂袖而去；捻军的张乐行也只听封不听调；容闳的上书不得采纳有如对牛弹琴而怅然离开；连干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因为中西文化观的差异等原因未能真正实行。湘军领袖曾国藩就大不一样。早年他就在《原才》一文中对人才观有过精辟论述。在战争中，他抱定“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9]的宗旨，做到“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10]。其识见和胸襟远远高于太平天国诸领袖。他在檄文中公开呼吁一切与太平天国有隙之人团结起来，并保证对奋起者“待以宾师”而“礼之”，并且在事实上做到了。广大知识分子视曾氏为知音，奉之为旗帜。故有鄂人黄虚舟赞誉他为“程朱之大儒”[11]，王家璧认为曾氏卫道“功不在孟韩下”[12]。从而形成了一个反对太平天国的最为广大的文化同盟。这其中，张德坚历尽艰辛逃离太平天国后，投入曾氏麾下，又甘愿重返而当情报间谍，编成《贼情汇纂》一书；容闳这个耶鲁毕业生，几经彷徨后，投靠曾国藩。两个成长在不同文化氛围下的知识分子，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不久他受曾氏所托，携银6.8万两购买并筹建机器“母厂”而成江南制造局先声。而后附设的兵工学校、派遣留美幼童更是二人协作的成果。得士者昌，拥有广大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的理学经世派，于是有了镇压太平天国、卫道护统、重建秩序的可能与力量。这种因社会力量重新聚结而引起的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消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的成败。理学经世派的文化重建才能真正提上议程。于是，所谓的“同治中兴”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