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的变迁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密切相关，也和它们一样，是构成社会整体变革的重要表征。风俗习惯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社会变动的深浅、利弊及民众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因而是值得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大，人所共见。而城市的变化又比农村来得更快更烈。本文试以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为视点，说明广东风俗习惯的变化以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近代广州社会风习民情的演变，主要受着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二是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风习民情的变化有趋于善和恶两个方面，有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两个方向，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而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枷锁，释放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是一条鲜明的主线。
    一、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与观念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包含科技）和宗教（包含教育、医术、慈善事业）最先对民众生活和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各种西方商品输入广东，并以其物美价廉赢得了人们的喜爱。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货逐渐充斥了广州的市场。据粤海关十年报告称：“在广州贸易区最受欢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标布和擦光印花布。在当地的消费品中，毛巾开始普遍使用。据说大宗布料被广泛用来做内衣。擦光印花布现在大量从日本进口到广州，似乎已完全取代了德国的产品，越来越多的广州人穿起了棉汗衫和洋式短袜，特别是那些手艺工人。毛织品在亚热带地区并不受欢迎，但有趣的是，毛线现在被本地人大量用来扎辫子，使这种商品的进口稳步增长。”（注：张富强、乐正等编译：《广州近代化历程》，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除洋布、呢绒这些穿的东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干、牛奶、面粉等，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钉、洋伞、钟表，甚至还有沙发、扶手椅、弹簧床……2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成为市民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品种。西式照相术也大受欢迎，照相留影成为广州人一项时髦的消遣，西方舶来品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习俗，使用洋货成为时尚的潮流。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买办较多，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说洋话、用洋货、住洋房、信洋教，取一个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学堂。由于他们比较富有，对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生活方式渐成人们羡慕的对象，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把洋货作为希罕的赠品。习俗的改变对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接触西洋器物时改变了对西方蛮夷的看法，从惊奇、赞赏到羡慕、模仿、学习，社会心态从仇洋转向崇洋。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任便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反教运动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民众矛盾较为缓和。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表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基督教获得快速发展。广东省在1903-1919年中大约有43个差会在传教，广州有20多个差会。全省差会总堂数目有127处，居全国各省首位。传教事业最兴旺的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带及人口众多村落稠密的地区，几乎每个镇都有教堂，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员，积极传道。不少地区中基督教的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全省有外国传教士730人，仅次于江苏省，10%从事医务工作，男女医生人数多于其他各省，竟等于皖、浙、豫、湘、鄂、甘、赣、黔、晋、陕、滇诸省之和。这730个外国传教士分驻于72城，驻在广州、香港、汕头者占44%。全省受餐信徒1919年总数已达6万多人。基督教在广东的受餐信徒比皖、甘、赣、桂、黔、晋、陕、川、滇诸省信徒之总和还多。约有一半居住在广州及其四周并南部三角洲之近100英里地区内。（注：以上统计均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比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认为，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新教是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凡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其国力必强。洪仁玕并没有对基督教与西方国家富强的关系作出理论上的研究，只是从归纳法上直觉地感知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把基督教列为西方文明之“上宝”，并企图吸收利用它来改造和提高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移风易俗。又比如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由于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也把基督教看作西方文明进步的基础而加以推崇。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经常研究耶酥精神与革命的关系，根据王宠惠的回忆，孙中山认同“耶苏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力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注：王宠惠：《追忆国父述略》，《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第75页。）1924年孙中山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说，基督教传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希望基督教青年会“担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7页。）孙中山从基督教中吸取了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由于基督教包容有朴素的人道主义因素和拯世救民实现天下大同的思想，对于生活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影响。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15个，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1895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督教徒。（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1898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习惯，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上教堂做礼拜成了广东一道新景观，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而进。传教士积极发展教育和慈善事业，吸收女子进入中小学堂读书，鼓励禁烟和组织天足会反对女子缠足。基督教青年会的年轻人感兴趣地进行着文娱体育、社交聚会、讨论发言等活动，教会学校的学生日益滋长着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热情。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对青年的影响不可忽视。香港西医书院教师康德黎在1912年撰著《孙逸仙与新中国》一书，其中提到就读该院的中国学生在1894年香港大瘟疫中的勇敢表现：“学生们无不自告奋勇地轮值效劳。……瘟疫的恐怖横于前，许多亲友染疫而死或奄奄一息，居民逃出疫市，这些学生们竟然轮值履行书记、换衣、看护诸职务。……轮值者一经病者接触，九死一生。……这些学生们的工作，表明中国境内有人具有负责任的高尚的勇气与热忱。”（注：转引自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学社1962年版，第162页。）
    但是，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之间的矛盾、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制约着基督教在广东的发展，并使一些曾信仰基督教的人开始与其疏离。广东人对西方科技、医术、教育的兴趣远大于宗教，“中华归主”只是传教士的一个梦想而已。
    近代城市的人们还忙碌于谋生与享乐，对宗教的兴趣日渐淡薄，也是基督教未能征服中国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