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风习民情演变的若干态势(3)
三、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 广州是商业兴盛的城市,经商容易致富。由于农村人口激增和天灾人祸,生活水准下降,弃农经商者增多;仕途拥挤,士人生活相对贫因,又使更多的人弃学经商。在广州,商人在市民中所占比例相当高。1909年的统计,广州城住户为96614户,店铺多达27524户,几为住户的三分之一。(注:《广东省垣人户最近之调查》,《广东省谘议局编查录》下,宣统二年版,政治丛述之部,第103-104页。)清末,“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致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注:《胡汉民回忆录》,《辛亥革命史资料选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5页。)商人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的贱商观念日益向重商、慕商方向转变。世人重商,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也就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这对于习俗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趋利和逐利的意识使广州人勇于进取,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养成了“唯实”之风。市场经济和意识浓厚,勇于接受新事物,打破传统束缚,追赶新潮流,形成了求新、求变、求活的心态。但逐利的意识也容易使人抛弃道德和廉耻,走向唯利是图的邪路。“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商人的讲排场、尚奢华和及时行乐成了一时的风气。清末,豪商巨贾为显示自己的富有往往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而其他阶层的人民因羡慕而纷纷仿效,使奢侈消费成为风尚。这种风气在婚嫁上最为明显,形成了对传统“节俭”美德的冲击。有记载称:“粤中婚事所用之迎新彩舆,有金翠辉煌者,有红缎平金者,有金亭翠亭陈设礼物,至其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01页。)这是清代的一般情况,到清末,则变本加厉。1897年,广州城内白姓、周姓、邓姓三富豪娶亲时,“迎娶仪仗之盛,固不待言。所奇者,前导有美女10余人,戎装执刀,花团锦簇。中队更有女顶马,明装艳服,高跨连钱桥,旁复用艳婢10余人,扮作旗装,手持玉唾壶、王彩花瓶、白玉如意、宣德铜炉之类;后则女郎40余辈,均芳龄三五,姿首绝伦,……”(注:《申报》1898年1月1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第333页。)其糜费之状,实令人慨叹。 清朝后期,社会的精神状态、风俗习惯和道德水准都呈现出末世的衰颓。晚清颓风在习俗上的表现主要是吸鸦片的普遍化、赌博的泛滥和娼妓的盛行。政府也作过一些努力进行禁止,但动荡的政治军事局面往往使这些努力收效不大,恶风陋俗难以消除。 1.吸食鸦片的普遍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正式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易于得到,民间吸食鸦片渐成风气。19世纪60年代,广州每月进口的鸦片达到700多担,吸食的方式也愈来愈讲究。烟土有不同的等级和口味,烟具精雕细作,烟馆豪华,布置雅洁,气氛宁静,烟民采半坐半卧的姿势,懒散而迷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饮服鸦片酊和吞服鸦片药丸的情调,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享受。清末民初,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烟馆还与茶楼妓院一样,成为社交场所,谈生意、拉关系、消遣、娱乐……,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对这一恶习也日见宽容。不但在广州城中烟馆林立,附近乡镇,也是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贵贱贫富,广为吸食。下层人民吸食鸦片多与生活艰难和精神苦闷有关。另外,近代中国经济落后,医学也不发达,国人健康状况普遍不良,鸦片成为“万用医药”,也是鸦片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的诏令,为了振刷官员和全体人民的精神,决心痛除几十年来危害国家的烟毒。政府从禁种、禁吸、禁售各个环节入手,规定在10年内禁绝鸦片。在20世纪初,土烟已经取代洋烟占领中国市场,只要政府狠抓禁种这一环节,收效必大。而且,过去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英国,在1906年因为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下议院通过议案,不再支持中印鸦片贸易,答允逐年削减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中国禁烟运动有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掀起了一次认真的大规模的禁止吸食鸦片的社会运动。广州也于1907年开始采取行动,首先是查禁烟馆,所有烟馆一律停闭。其次是严定期限,令烟民们断绝烟瘾。另外,在官方的鼓励下,民间纷纷成立戒毒团体,宣传发动群众参加禁烟行动。自然,这些措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比如一些烟馆转入地下经营,一些烟民大量购买鸦片以作储备等等。但总的来讲,禁烟运动还是很有声势。与此同时,禁种鸦片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广东在1910年秋季,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禁种鸦片。至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广州吸食鸦片的人已经大为减少。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针对革命期间社会失控烟毒有复炽之势的情况,于1912年3月2日重申禁烟令,后来北洋政府也多次发布禁令,使民国初年再度掀起禁烟热潮。1912年底,广东都督府颁布了禁烟章程,章程规定:自1913年1月1日起,在全省禁绝吸食鸦片,违者重罚。警察厅负责执行,广州居民吸食鸦片烟被抓者每日不下十数人,有的被罚款多达1000元。如此严厉的措施使一些烟瘾重的人纷纷逃到香港、澳门以躲避搜捕。(注:《粤警厅禁烟之严厉》,《申报》1913年1月28日。)各界群众也积极参与,有人提出成立“强迫戒烟所”,有人提出马上废除为期10年的“中英禁烟条约”,在1913年一律禁止印度烟入口。劝导人民禁烟的舆论盛极一时,各种报刊大量登载宣传戒烟的文章。民国初年禁烟取得的成效比清末又进了一步。 但民初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权对禁烟态度不一,阻碍了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在龙济光踞粤时期,官府竟公开包庇售卖烟土,后来还实行烟膏专卖,使“私土运入颇多”(注:《政府公报》1915年4月30日。)。桂系据粤后,鸦片更加泛滥,政府对鸦片种植、运输和吸食征收各种税费,以搜括民财。军队甚至强迫老百姓种烟,以收取亩捐。这一时期,云、贵、川等省所产鸦片也经广西运销广东,广州的烟祸又卷土重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禁烟运动走向流产,因为鸦片已成为军阀割据的重要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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