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
    广州是商业兴盛的城市，经商容易致富。由于农村人口激增和天灾人祸，生活水准下降，弃农经商者增多；仕途拥挤，士人生活相对贫因，又使更多的人弃学经商。在广州，商人在市民中所占比例相当高。1909年的统计，广州城住户为96614户，店铺多达27524户，几为住户的三分之一。（注：《广东省垣人户最近之调查》，《广东省谘议局编查录》下，宣统二年版，政治丛述之部，第103-104页。）清末，“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致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注：《胡汉民回忆录》，《辛亥革命史资料选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5页。）商人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的贱商观念日益向重商、慕商方向转变。世人重商，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也就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这对于习俗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趋利和逐利的意识使广州人勇于进取，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养成了“唯实”之风。市场经济和意识浓厚，勇于接受新事物，打破传统束缚，追赶新潮流，形成了求新、求变、求活的心态。但逐利的意识也容易使人抛弃道德和廉耻，走向唯利是图的邪路。“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商人的讲排场、尚奢华和及时行乐成了一时的风气。清末，豪商巨贾为显示自己的富有往往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而其他阶层的人民因羡慕而纷纷仿效，使奢侈消费成为风尚。这种风气在婚嫁上最为明显，形成了对传统“节俭”美德的冲击。有记载称：“粤中婚事所用之迎新彩舆，有金翠辉煌者，有红缎平金者，有金亭翠亭陈设礼物，至其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01页。）这是清代的一般情况，到清末，则变本加厉。1897年，广州城内白姓、周姓、邓姓三富豪娶亲时，“迎娶仪仗之盛，固不待言。所奇者，前导有美女10余人，戎装执刀，花团锦簇。中队更有女顶马，明装艳服，高跨连钱桥，旁复用艳婢10余人，扮作旗装，手持玉唾壶、王彩花瓶、白玉如意、宣德铜炉之类；后则女郎40余辈，均芳龄三五，姿首绝伦，……”（注：《申报》1898年1月1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第333页。）其糜费之状，实令人慨叹。
    清朝后期，社会的精神状态、风俗习惯和道德水准都呈现出末世的衰颓。晚清颓风在习俗上的表现主要是吸鸦片的普遍化、赌博的泛滥和娼妓的盛行。政府也作过一些努力进行禁止，但动荡的政治军事局面往往使这些努力收效不大，恶风陋俗难以消除。
    1.吸食鸦片的普遍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正式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易于得到，民间吸食鸦片渐成风气。19世纪60年代，广州每月进口的鸦片达到700多担，吸食的方式也愈来愈讲究。烟土有不同的等级和口味，烟具精雕细作，烟馆豪华，布置雅洁，气氛宁静，烟民采半坐半卧的姿势，懒散而迷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饮服鸦片酊和吞服鸦片药丸的情调，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享受。清末民初，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烟馆还与茶楼妓院一样，成为社交场所，谈生意、拉关系、消遣、娱乐……，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对这一恶习也日见宽容。不但在广州城中烟馆林立，附近乡镇，也是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贵贱贫富，广为吸食。下层人民吸食鸦片多与生活艰难和精神苦闷有关。另外，近代中国经济落后，医学也不发达，国人健康状况普遍不良，鸦片成为“万用医药”，也是鸦片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的诏令，为了振刷官员和全体人民的精神，决心痛除几十年来危害国家的烟毒。政府从禁种、禁吸、禁售各个环节入手，规定在10年内禁绝鸦片。在20世纪初，土烟已经取代洋烟占领中国市场，只要政府狠抓禁种这一环节，收效必大。而且，过去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英国，在1906年因为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下议院通过议案，不再支持中印鸦片贸易，答允逐年削减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中国禁烟运动有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掀起了一次认真的大规模的禁止吸食鸦片的社会运动。广州也于1907年开始采取行动，首先是查禁烟馆，所有烟馆一律停闭。其次是严定期限，令烟民们断绝烟瘾。另外，在官方的鼓励下，民间纷纷成立戒毒团体，宣传发动群众参加禁烟行动。自然，这些措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比如一些烟馆转入地下经营，一些烟民大量购买鸦片以作储备等等。但总的来讲，禁烟运动还是很有声势。与此同时，禁种鸦片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广东在1910年秋季，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禁种鸦片。至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广州吸食鸦片的人已经大为减少。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针对革命期间社会失控烟毒有复炽之势的情况，于1912年3月2日重申禁烟令，后来北洋政府也多次发布禁令，使民国初年再度掀起禁烟热潮。1912年底，广东都督府颁布了禁烟章程，章程规定：自1913年1月1日起，在全省禁绝吸食鸦片，违者重罚。警察厅负责执行，广州居民吸食鸦片烟被抓者每日不下十数人，有的被罚款多达1000元。如此严厉的措施使一些烟瘾重的人纷纷逃到香港、澳门以躲避搜捕。（注：《粤警厅禁烟之严厉》，《申报》1913年1月28日。）各界群众也积极参与，有人提出成立“强迫戒烟所”，有人提出马上废除为期10年的“中英禁烟条约”，在1913年一律禁止印度烟入口。劝导人民禁烟的舆论盛极一时，各种报刊大量登载宣传戒烟的文章。民国初年禁烟取得的成效比清末又进了一步。
    但民初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权对禁烟态度不一，阻碍了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在龙济光踞粤时期，官府竟公开包庇售卖烟土，后来还实行烟膏专卖，使“私土运入颇多”（注：《政府公报》1915年4月30日。）。桂系据粤后，鸦片更加泛滥，政府对鸦片种植、运输和吸食征收各种税费，以搜括民财。军队甚至强迫老百姓种烟，以收取亩捐。这一时期，云、贵、川等省所产鸦片也经广西运销广东，广州的烟祸又卷土重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禁烟运动走向流产，因为鸦片已成为军阀割据的重要经济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