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友谢放教授惠赐大作《“绅商”词义考析》一文，以切磋学术，倡导讨论、争鸣之风，这是要万分加以感谢的。谢放教授思绪缜密，学风淳笃，对“绅商”词义做了条分缕析的深入剖析，有许多新见，是过去我在研究近代绅商问题时所不曾想到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或附带的见解，欲借《历史研究》的一点版面，发表出来以供讨论并请谢放教授指正（注：有关“绅商”社会内涵的较系统的阐述，参见拙文《近代绅商名辨及其社会内涵》，载《学人》15辑。）。
    晚清时期“绅商”业已成为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的一个关键词，通过绅与商的合流，已经形成了一个亦绅亦商的“绅商”阶层，对此，谢放教授均无疑义，他想指出的是，当时公私文献中的“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并未融合成为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而这一点，恰好同我相左。我在相关著作中认为，“绅商”虽在多数场合指绅与商的合称（gentry and merchants），但有时又是对亦绅亦商人物的单称（gentry-merchant）（注：对存在亦绅亦商一类人物的单称，王先明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绅商’既是绅与商的合称，又是亦绅亦商一类人物的单称。这是一个社会躁动期难以确切定性的动态性称谓概念。”（《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241-243页。）。
    谢放教授认为，就他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尚未发现无任何疑点的（绅商）‘单指性’例证”。而在我看来，尽管绅商“单指性”的例证的确不多见于文献，但还并非绝无仅有，恰恰是这些“不多见”的称谓，对研究转型期的社会群体，可谓含意深焉，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以下试举几例。
    作为单指性“混合词”的“绅商”，有时是指亦绅亦商、兼具绅商双重特征的社会群体。这在晚清文献中有着清晰的反映。如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字林沪报》云：“今届新春，齐集同乡官商，于本月初二日午刻在公所团拜……暨各字号绅商，皆乘兴而来。”（注：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751页。）这里的“各字号绅商”，显指各商号中的绅商，在同是经商者的意义上，绅与商似已不复可分。又如1903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次章程》中提及：“特会者，遇有不平之事，欲求伸诉，由受屈之人先三日将事由告知本公所，刊发传单，邀集公正绅商届期同为调处，以评曲折，捏诬者罚。各董事既须入会，即公正殷实绅商。”（注：《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察禀定详细章程》，藏上海市档案馆。）这条材料中，如果说前句中的“公正绅商”尚不清楚究竟指浑然一体的绅商群体，还是分指绅士和商人，那么后句中的“殷实绅商”一语已可明显感觉到系指由绅士和商人融合生成的新的社会群体。
    在单指性意义上，有时绅商的称号还直接冠之于一人。1906年《商务官报》上刊登一则商部《批京西业煤绅商常春等禀》云：“该绅商所请每年包雇五千认缴运费自可照准等因。查此案既经北洋大臣核复照准，所有该绅商等设立栈房、运储煤炭一事，自应准其立案。”（注：《商务官报》（合订本）1册17期。）这里，“该绅商”的称谓显然指常春一人，单指性甚为明显。
    同样刊于《商务官报》上的《本部具奏槟榔屿绅商林汝舟兴学保商恳请奖励折》云：“……五品衔林汝舟，福建海澄县人，经商槟埠五十余年，为中外所推重。该埠原设平章公馆，合闽粤两省以谋公益，敛举该绅为总理……所有请奖槟榔屿绅商缘由，谨恭折具陈。”（注：《商务官报》3册8期。）这条史料不仅标题中绅商单指之意明显，就文意而言，单指性也是很明显的。
    另两条单指性实例，一是《时报》1905年8月15日的一则报道谓：“（安徽）青阳县绅商某，赴省具禀抚辕，称有矿师在该县乌株岭探得矿座甚旺……”（注：这条材料谢放论文注释里也有引用。）；一是《全浙公报》1909年7月6日有一则告白《旁观者代报不平》，该告白作者落款即为“绅商吕国庆谨启”（注：这条材料承蒙浙江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在职博士生冯筱才先生提供，甚为感谢。）。这两条可以说是确切无疑地将“绅商”之名直接冠于一人身上的铁证，尤其后一条资料系自称“绅商”，证明单指性的绅商“混合词”是的确存在的。
    进而言之，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谢放教授文中对某些较为明显的“单指性”绅商例证的质疑，其实是可以冰释的。
    例一，天津商会档案《天津府凌守复陈商务公所情形禀并批》：“并委绅商宁世福、么联元、卞煜光、王贤宾等为公所董事”（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2页。）。谢放教授认为，这条材料中“绅商”之后有一“等”字，因此，有可能是绅与商的合称，即已列出的四人为“绅”，而未列出的可能还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