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具有民族平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政治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清末维新运动影响下，男子发式、女子缠足、跪拜礼节、尊卑称谓等习俗已经开始动摇，辛亥革命后，改正朔，易服制，废除跪拜，剪辫放脚，是由政府命令推行的，对移风易俗起到了加速作用。等级伦理关系受到民主平等思想的冲击，在人际关系上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反清人士一直不予奉行。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1898年，康有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今物质修明，尤重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摆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注：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63-264页。）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广东也出现了仿效者。清末的军制改革也是促成剪辫成为风气的一个因素。因练兵处要仿照外国军制改造军队服装，而官兵蓄发则无法着装，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练兵处对业已流行到军队的剪辫风气听之任之。1910年10月，在北京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获得通过，消息传出，各地剪辫者不少。广州也成立了推行剪辫的组织。“粤商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伍于簪、谭教五、苏尧臣等应之，赞成者已有多人，订会章20条”。该会决定于1910年12月31日为全体会员剪辫日。（注：《粤省提倡华服剪发会》，《大公报》1910年11月12日。）武昌起义后，人们对于蓄辫这个民族耻辱的标记，更为唾弃。广州光复当天，“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纷将天然锁链剪去。是日岸堤一带之剪辫店，自朝到暮，挤拥非常。操此业者，几至食亦无暇。……统计是日剪辩者，尽有20余万人”。（注：《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56页。）剪辫风气很快波及城镇和乡村。
    清朝的社交礼节也体现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清末，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的辖地内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1906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他对下属宣布从次年正月起，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在下级进见上级时不再跪拜，一律改用“长揖”。辛亥革命后，广州军政要人在社交中已普遍采用了握手、举手、鞠躬、鼓掌等现代礼仪。1911年底，广州新军收复香山后移驻广州西关，在谘议局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胡（汉民）都督亲出欢迎，与各军官握手为礼，当众演说，掌声如雷。次由香军代表谭民三庚续发言，众复鼓掌，……胡都督偕秘书局多人出至队前环行一周，举手为礼”。（注：《欢迎香军纪盛》，《申报》1911年11月22日。）民国成立后，政府规定用鞠躬代替以往的旧礼仪。1917年，在广州东园举行的各界庆祝元旦大会上，全部都使用了鞠躬礼：“是日所行礼节如下：（甲）新年团拜之秩序：一、先向国旗行礼三鞠躬；二、各界向督军省长行礼一鞠躬；三、督军省长向各界答礼一鞠躬；四、各界相互行礼一鞠躬；五、礼毕照相。……”（注：《广东阳历新年之团拜》，《申报》1917年1月9日。）社交礼节的改变，显示了从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到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
    中国妇女的地位，在近代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从男尊女卑向男女平等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是以清末的反对缠足、兴办女学和妇女参政等女权运动开始的。
    1882年，康有为路经上海时大购西书，并阅《万国公报》，深受启发。1883年回乡后，极思成立不缠足会。但在他的家乡南海县，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以一人之力实难抵挡，所以他与邻乡友人、一个曾经游历美洲的士绅区谔良，商议共创“不裹足会”。然而由于当时风气闭塞，此会议而未成。1896年，广东顺德县出现了最早的不缠足会--龙山戒缠足会。此会由赖弼彤和陈默庵发起，一呼百应，入会者达数百人。（注：梁启超：《戒缠足会叙》，《时务报》第16册。）风气由是顿开，多有以女子大足为合宜者。1897年，在广州附近一下子出现了9个不缠足会，它们是：香山不缠足会、陈村戒缠足会、赤花戒缠足会、顺德戒缠足会、佗城不缠足会、佛山不缠足会、大良不缠足会、南海不缠足会和澳门不缠足会。（注：《知新报》，第19、20、22、27、29、30、36、102册。）它们在报刊上登启示和文章，指出缠足陋习违情背理以及天足对于强国保种的特殊意义，动员人们入会，又编印不缠足歌谣，向下层群众进行宣传。为解决放足女子的婚姻问题，提倡在会员内部实行子女通婚，向会员散发“草籍”，以利入会者互相婚配。广州成为不缠足运动最活跃的地区。
    与不缠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兴办女学。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想高涨，兴女学成为中国改革一个内容。清末兴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1.广开民智，强国强种。梁启超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德法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2.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郑观应批评中国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是不人道的：“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报纸舆论也鼓吹“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3.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女子占人口一半，如能开发妇女的才智，使女子发挥与男子一样的社会作用，定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这些理由使不少家长转变观念，愿意送自己的女儿上学堂。
    据史料记载，广州人开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是1901年由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女学，其次为1903年由刘佩箴、杜清持创办的广东女学堂。此校后改名为私立坤维女学堂。1907年，清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章程》，把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学制，明确了女子教育的法律地位，开始有了官办女子学校。民国初年，女学发展很快，在推广男女同校、开办女子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半夜学校等方面，广州都走在全国前列。岭南大学是中国第一间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1918年，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到1920年女生计有中学三年级11人，大学预科12人，大学一年级2人，大学二年级3人。（注：甘乃光：《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台）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40页。）女子教育的兴起是中国2千多年来教育史上的重大变化，同时，它也是妇女地位重大变化前奏，打下了妇女解放的基础。
    20世纪初，婚姻自由观念开始抬头。在新思想影响下，广东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学生冲破旧风俗和社会压力，自由择偶，并在城市中举行文明婚礼者，大有其人。自由风气也渗入乡间，1904年9月7日，报纸刊登一则新闻“婚姻奇案”，报道顺德县霞石乡一女子梁保屏，从14岁起为其未婚亡夫守节8年，成年后觉醒到这种作法不人道，自己选择了一位男子，要与之结婚。因双方父母不允婚事，便一道出奔到香港，循英国法律登记结婚，获准注册。（注：《婚姻奇案》，《大公报》1904年9月7日。）
    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1911年12月，广东临时省议会在制订选举法时，规定了议会中有妇女代表10名。经过几轮选举，张沅、李佩兰等10名女代议士产生。广东在省议会中设女议员，在全国开妇女参政之先河，当即为舆论所称颂，妇女参政取得进步政治家的支持。但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很快变成泡沫。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妇女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东女代议士们奋力抗争，李佩兰发表女界要求参政的意见书，广东籍留日女学生寄来了请愿书，女代议士们甚至联合各省女界共同上书北京政府。她们疾呼：“20世纪之时代，国家社会主义之时代也。20世纪之人民，平等自由磅礴之人民也。我女界对于社会固为一分子，即对平等国民亦为一分子，而国家对于我女界人格比较对于男界之人格则扌干格殊甚，国家社会主义何在？自由平等这磅礴又何在？”（注：《广州女界邓博倩等要求参政权上省议会书》，《亚东丛报》第2期。）但由于妇女参政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1912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失败。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1919年秋，广州护法国会准备制定宪法，女界70多人发出通告，提出解放教育、解放职业、解放政权三项主张。12月23日，广州女界1000多人在体育学校开会，决定组织女界联合会，选举委员11人，李莲、苏开瑞等当选为筹办联合会的委员。（注：《广州特约通讯》，北京《晨报》1920年1月6日。）后来，广州军政府的外交部任命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郑毓秀女士为外交调查会的名誉会员，此事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先例”。（注：《中国女子要求参政的先声》，《解放画报》第1期，1920年5月。）1921年3月28日，广东省议会开会，女代表旁听，提出女子的参政问题，省议会发生激烈争执。女代表还与一些议员冲突起来。4月13日，广州城5000多妇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妇女参政权，但是，广东省议会讨论时反对票占了多数。然而，女界的斗争没有停止，请愿在继续，最后，广东省长发布命令，承认女子在县议会选举中可得为选民，广东女子参政名义上取得了有限的成果。（注：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3卷，第447页。）应该说，广州女子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精神是越来越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