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枢中有会议，辰刻赴之。庆邸疏请督兵九连城防堵，奏带桂祥、沙克都、怀塔布两都护，不识能邀谕允否？今日颐年有宣召，庆邸先往祗竢，未到枢中，常熟亦因病未至达，枢中今日公阅之件无多，电旨四道早已定稿。青老为言礼邸亦奉颐年之召，内监传谕，礼邸召见后同事始能散，高阳以奏片稿既定，遂行。余与子斋、柳门亦同出。余有大东沟、鸭绿江口筑炮垒之议，告青相，能否施行，未可知也。……访常熟一谈。常熟已能起坐，浮热未退耳。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户部直日，总署、三库并奏事。寅正到班，蒙召见，逾二刻。询户部筹饷事甚详，复谕以昨日太后懿旨发内帑银三百万，部库亦可周转。谨奏言：臣等不能妥筹巨款，重累慈圣颁发内帑，臣心诚所不安，他日库储稍裕，总当筹缴如数。奉谕：此时可不汲汲于此。复缕陈平壤军情、海军战状，上颔之。
    日记中高阳，指李鸿藻；合肥，指李鸿章；庆邸指庆亲王奕劻；青相，指张之万；翁大农，指翁同龢；礼邸，指礼亲王世铎；颐年，指颐年殿，当时慈禧常在该殿东暖阁召见大臣，这里代指太后；子斋、柳门为敬信和汪鸣銮的字。上述记载中李鸿藻对李鸿章的指斥，光绪帝对慈禧拨发内帑助战所表现出的漠然，以及中枢机构的涣散状态，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清廷内部状况。
    1894年9月平壤之战清军失利，被迫退守鸭绿江，朝鲜全境为日军所占，形势日益恶化。慈禧开始出而问政，接连召见礼王、庆王商议办法。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又召见军机大臣及翁同龢、李鸿藻，经商议决定派翁秘密前往天津，面告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接晤，重叙“共保朝鲜”的承诺，希望俄国介入调停，但没有结果（注：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732～2736页。）。时局如此，在廷臣的呼吁下，慈禧只好重新起用闲居十年的恭亲王奕訢主持大局。奕訢复出后，秉承慈禧旨意积极谋求列强出面调停，设法及早停止战争。尽管主战人士纷纷进言痛斥议和之非，并极力抨击枢臣和李鸿章的“误国”，对当局积极努力的议和活动表现得异常愤怒，然而，随着日军渡过鸭绿江，九连城大败，金州、旅顺口告警，京城内外人心惶惶，主战派已经无计可施。恭亲王等开始致电各驻外使臣，加快寻求谋和之路。十月驻美公使杨儒来电，报告美国政府有意在中日间充当调停者。十月初六（11月2日）恭王与美国公使田贝会晤，就中日停战谈判问题交换意见，从此长期主持总理衙门日常事务、以办理交涉见长的张荫桓自然进入了新的决策圈，成为参预议和活动的重要人物。十月十二日（11月8日）经慈禧同意，张荫桓带着军机处“密寄”和恭亲王的书信赴天津与李鸿章密商议和办法，李、张商洽后认为，日本政府“欲中国自与商办而不愿西人干预”，但“目下彼方志得气盈，若遽由我特派大员往商，转虑为彼所轻”（注：姚锡光撰：《东方兵事记略》，《中日战争》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9页。），于是决定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派遣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Detring）前往日本先探虚实。十九日（11月15日）张荫桓返京后，美国的调解活动已有眉目，张荫桓奉命与田贝随时保持联系，及时将获得的消息迅速转达给军机大臣孙毓汶。有学者指出：“和议之起，发自太后，恭亲王主持于外廷，枢臣则孙毓汶、徐用仪（皆兼总署），总署大臣则户部侍郎张荫桓，皆为策划奔走之重要人物。而张荫桓尤为活跃。”（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l997年，第128页。）从张氏日记看，这一结论十分准确。
    不过，在议和问题上，不仅枢臣们意见相左，光绪帝与慈禧也存在着分歧。在恭王主持下依靠美国进行调解的活动虽然正在展开，但翁同龢与光绪皇帝却仍然寄希望于汉纳根编练新军（注：汉纳根，德国人，德璀琳之婿。甲午战争期间曾向办理北洋行营支应事宜的盛宣怀及胡燏棻建议编练新式陆军，盛、胡于1894年10月25日向总理衙门条陈编练新军计划，并附上汉纳根的《节略》，计划引起翁同龢等主战人士的兴趣，在光绪帝的支持下，11月29日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大臣在总理衙门传询汉纳根有关练兵事宜，由于荣禄、李鸿藻的反对，以及李鸿章的暗中抵制，胡燏棻的退缩，这一计划最终搁浅。详见谢俊美：《汉纳根与甲午中日战争》，收入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戚其章：《〈翁同龢文献〉与甲午战争研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十一月初六日枢廷决定再次派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议有关议和的具体问题时，光绪帝却对他另有嘱托。张氏日记云：
    十一月初七日己卯（12月3日）晴。寅正睡醒，闻叩门声匆急，门子传言皇上召见，窃疑传宣不实，俄而奏事处苏拉纷来，遂亟易衣进内，趋直庐询枢廷，均不知何事。卯正三刻入见，承询：“逐日进内否？”奏言：“随恭亲王往军机处会议，逐日须到，惟昨日未到。”上询敌情及汉纳根练兵事，谨奏保山农舅氏，以曾在烟台教练有效，所延教习亦识德国人，问涂已经似非熟手不办，可以力保，但以舅甥之亲不便具指。上言：“此时何可避嫌？尔即与恭亲王商之。”又及户部筹饷事，以借款多就绪而汇路极难，京津之间安能兑汇数千万银子，此事甚费踌躇，上颔之。遂退出，往奉宸苑晤恭邸，未竟其词。内监又传宣太后召见，与恭亲王同入，巳初候恭邸，遂往军机处。余以步行难艰，先诣德昌门外相候。巳初二刻，恭邸乘二人肩舆来，亦至德昌门外，偕余步行至五间房。恭邸重叩余今日上谕究有何事，余言并无隐瞒之语，顷已详言之矣。候至巳正，太后先召恭邸，约四刻。续召余，均在仪銮殿东里间。内监褰帘，余入，跪安毕，趋跪御案旁地上，太后谆谕赏垫，遂回就垫，叩头谢。太后谕再往天津一行，谨奉旨并将往津应商之语奏陈一遍，太后以为然，并谕以曾商诸皇上，可无须请训，但当轻骑减从速行。跪对二刻，遂退出。遇总署章京，言田贝订两点半钟会晤，余诺之，急赴军机处，将本日两宫召对之事缕述，独□礼邸，言保荐，众谓易事，礼邸唯唯。恭邸邀余至署共饭，少顷莱山（孙毓汶--引者注）、庆邸、柳门、子斋并到，同晤田贝，恭邸属余明早仍进内请起，勿遽首涂。莱山到余寓，详商因应之法，余就所见告之。
    这段记述颇可玩味。枢廷决定派张往天津前，皇帝突然宣召其入内，并提及汉纳根练兵之事，可见皇帝对和议心存不愿；恭亲王反复询问张氏“今日上谕究有何事”，也是惟恐帝后意见隔阂，易起矛盾。慈禧召见张氏后，面授机宜，令再往天津一行，并告以“曾商诸皇上，可无须请训”，亦足见太后已有独断之意。张荫桓则荐贤不避亲，乘势向皇帝举荐舅父李宗岱参预练兵事宜。如此丰富的信息，也只有在当事人的日记中才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