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按照恭王的建议，张荫桓再次请见太后，却没有向皇帝“请训”。张氏日记云：
    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晴。辰初往军机处，恭邸、莱山、小云（徐用仪--引者注）邀余同诣仪銮殿请起，已而太后召见，各有所陈，仍承谕速行，奏对毕，即跪安，出至五间房，军机诸公亦有起。余将部事托翁大农，莱山属语礼邸昨保山舅，并托礼邸代于上前奏明起程日期，咸承见诺。恭邸赴署中饭，余不及追陪，返寓检行李，候车辆雇备。未正二刻出朝阳门。
    两天后张荫桓到达天津。十一月初十（12月6日）日记云：“申初抵津，晤傅相（李鸿章--引者注），传述懿旨，傅相为之零涕，复将莱山属商之事询明，傅相即电总署。阁抄报恭邸补授军机大臣，从此办事无隔阂矣。”在十月军机处大调整之后，恭王又被任命负责军机处，这有助于保证太后旨意的顺利贯彻，也意味着翁同龢、李鸿藻在枢中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制约。张氏所谓“从此办事无隔阂”之语，表明此时他完全赞同和支持慈禧、恭王主导的议和政策。对于光绪帝仍旧寄希望的汉纳根练兵之事，张荫桓与李鸿章则一致认为并非切实可行。其日记云：
    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巳正，傅相约汉纳根、胡云眉来商买枪炮事，……傅相留敬如，兼约云眉晚饫西馔。席间询傅相汉纳根练兵事，傅相言云眉向不知兵，又升转在迩，岂合以此相累？至汉纳根，虽有才而不易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饭后总署电促余回京，当缓，俟明日德璀琳回津询明敌情乃返，又与傅相详论一遍，亥正睡。
    十一月十二日（12月8日）饭后汉纳根来，面呈所拟练兵办法及上督办军务处章启，内多赘言。余告以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若不予尔兵权，尔亦难教练，此中分际尚费斟酌。汉纳根言现招洋员百人，如其到津可令先练营哨千人，将来分教各营梗有武□，余颔之。告以枪炮价回京即拨，汉纳根称谢而去。晡后德璀琳来，傅相与谈良久，邀余共语，德以中道转回为愠，然亦略言大意也。傅相留晚饭，德以急须发电写信辞去。余与傅相对食，华洋酒馔杂陈，转不能饱。饭后傅相手书上恭邸密启，交余带去，津笺三纸，傅相作小行楷甚工，且不错漏，宜享高寿也。写毕缄封，傅相即睡。余阅云眉与汉纳根辨驳各件，复云眉一书，亦即就枕。
    以上日记中胡云眉即胡燏棻，当时他已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故有“升转在迩”之说。李、张认为汉纳根“虽有才而不易驾驭”，既然“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均持反对意见。张氏在等候德璀琳回津，了解一些日方有关议和的信息后，带着李鸿章给恭王的密信返回北京。此时，在京诸公早已等待不及。张日记云：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卯初起，少食即行。……未初到寓。苏拉来言恭邸四点钟赴署晤英使，饬往。确询总办，无耗。俄而柳门来，言恭邸今日不进署，余迳诣之，将合肥傅相书面呈，复谈良久。归途访莱山，阍人谓莱翁在余寓相候，迨返寓，莱山又不果来，贻书约明早朝直庐相见。
    十一月十六日（12月12日）寅正趋直，蒙召见，亟诣西苑门。奏事处司员犹絮絮，索补膳牌，不解也。及入见，承询赴津情形，北洋手书恭邸已呈览，遂就书中之意敬陈其略。上复询汉纳根练兵事，当就津门所闻以对，上颔之，随谕在外稍候，恐太后要见，又奉谕明早仍进来，谨唯唯。退出枢府，诸公约至枢中订复田贝书，尚未属稿，枢中日行之事尚烦，少顷内监传宣太后召见枢臣及余。莱山方起草不休，告恭邸以属内监奏明办事毕即趋召，恭邸摇手曰：“我无此胆量。”遂迳诣五间房坐候。余本无枢中事，亦即先往，行至德昌门外师傅直庐，常熟尚书在座，遂就谈借款事。少顷政府诸公亦到，遂同往五间房。巳初太后召余独对，约二刻。旋召枢臣，余仍在五间房候之。同到枢中将复田贝书口授，莱山起草，别缮进呈，余乃归寓。
    在美国公使的调停下，经与李鸿章商议，清廷准备派遣官员前往谈判，于是出现张、邵东渡广岛议和之事。张日记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记：“午后赴署，蒙恩赏加尚书衔，奉派赴倭议款，署湘抚邵小村同役，当属顾康民代拟谢摺。旋访莱山，谓出特简非枢中所拟云。颇讶昨日署中会商时绝不询及，遽奉使命，诚非所堪。”这次差事出于“特简”，当然主要是慈禧的意见了，也可见她对张荫桓的高度信任，赏尚书衔一则可视为对日本所做的姿态，表示清廷对谈判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有笼络张氏之意。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1日）张记：“寅正诣直庐，蒙上召见，略奏陈力小任重之意，上许以随时电报请旨，并谕诣太后宫听起，遂退出，在散秩大臣朝房稍憩。辰正初刻诣蹈和门，候至午初二刻，太后御养性殿，召对约二刻，承谕款议不谐即返，仍备战。又及美员投效事，奏对毕，遂退，返寓将未初矣。”张荫桓临危受命，得到光绪和慈禧的再次召见，“随时电报请旨”和“款议不谐，仍备战”的许诺，多少减轻了张氏内心所承受的压力。
    然而，张荫桓还未启程，朝中又发生了御史安维峻上书事件。据翁同龢记，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安维峻上封奏，“请杀李鸿章，劾枢臣无状，而最悖谬者谓和议皇太后旨意，李莲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764页。）。光绪震怒，将安革职发往军台。安摺对慈禧刺激甚大。初十日（1月5日）张荫桓临行前请训，其日记云：
    寅初起，诣直庐候。召对，上意如前，奉饬跪安，即诣养性殿听起。遂趋蹈和门，
    □□至奏事处稍憩。奏事总管为备食，甚丰。食未半，恭邸来，巳初太后召，与恭邸同见。
    □□太后谕及安维峻一疏，垂泪不止，恭邸亦哭。而于宗社大计，恭邸未澈陈，余虽言之，然有泰山鸿毛之判矣。太后饬缮密旨交余，以备彼族要求持以相示。恭邸承旨办理并奏明，约余至枢中相候。跪对六刻，恭邸无倦容，起跪甚便利，余则两手踞地，犹不能起，就垫旁跪安，徐步出至奏事处，略坐，随往枢中。莱翁拟旨进呈，致小云粘封交余带出，委顿几不可支，返寓补睡。晡后诣恭邸拜辞，不见。
    次日，孙毓汶来话别，据张云：“所论甚切，当谆以奠安宗社为勖，又以余眷属在京允为照料，其情可感。”十二日（1月7日）张荫桓出京，十五日（1月10日）午初抵津，会晤李鸿章，“中日交际之事，傅相知无不言。”十六日（1月11日）离开大沽，乘船南下，十八日（1月13日）晚六点抵达上海，与已在那里的邵友濂（小村）会合，准备东渡（注：有关张荫桓、邵友濂广岛议和的情况，可参见季平子：《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戚其章：《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
    对于研究甲午战争期间的清廷朝局及对日议和情况而言，张荫桓的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很有限的，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所留下的原始记录却使研究者可以更细致地体察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内幕，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这也正是日记文献价值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