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实际纪年的具体操作上，王祎则是将魏、蜀、吴三国的纪年以小字并列书之，以视在对待三国上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种并列纪年的表述形式，直至司马炎篡夺魏祚，即皇帝位，改元泰始那一年，才复以晋朝大字纪年。但仍是以东吴年号小字附于其下，至晋灭吴统一。对此，王祎于“晋世祖武皇帝秦始元年”条下，继续 解释说：
    论三国之正统者，以魏受汉禅，则推而属之魏，以蜀为汉裔，而推而属之蜀。以其莫相统一，故以无统之例书之。以及晋武既受魏禅，而蜀汉亦以前年亡，于是天下之统复合，故自泰始元年复大书之，明正统也。
    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这种安排体例，实际就是他在《正统论》中提出的所谓“ 四绝四续”、以空间的一统为标志论正统的思想，在史学编纂中的具体实践。
    关于王祎《大事记续编》与朱熹《通鉴纲目》因正统观的不同，所导致的纪年的方面的差异，还表现在对武周的纪年上。在对武周的纪年上，王祎没有采用朱熹只顾傅会所谓“公在乾侯”的“春秋笔法”，不顾客观史实，仍用唐中宗的纪年，每岁必书“帝在某地”的记注形式，而是根据客观史实，直书武周的年号。在“唐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庐陵王出居于均州，改元”条的解题中，王祎 解释并批评朱熹说：
    唐史臣沈既济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复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是以首事表年。昔鲁昭公之出，《春秋》书其居，曰公在乾侯。君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太后纪合中宗纪，每于岁首，必书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某，太后某事改某制。则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礼不违常矣。按此盖朱熹所祖以为《纲目》者也。然吕祖谦《大事记》之作无所褒贬，若用既济之法而黜武氏，是用褒贬也。故每岁正月，惟书庐陵王皇太子居于某，而表年则因史之旧文。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然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春秋》之意欤？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纪》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10]
    从这议论可以看出，王祎认为，只有不拘泥于所谓的“春秋笔法”，真实地反映历史，虽“莫大之罪，不没其实”，才能真正起到彰恶扬善的作用。这也是王祎不采用朱熹《通鉴纲目》对武周时期纪年的处理方式的出发点。
    王祎《大事记续编》对五代诸朝的纪年，同样体现出他的正统理论。与朱熹《通鉴纲目》为贬抑后梁为伪，不顾史实，在叙述顺序上置后晋于后梁之前的表述不同，《大事记续编》是先叙最先改元的后梁政权，于后梁建元之年，一如刘宋代晋后的南北朝纪年，以小字并书同时并立的分立政权之纪年曰：梁太祖朱晃开平元年、晋王李克用歧王李茂贞淮南杨渥并天祐四年、蜀高祖皇帝王建天复七年、楚王马殷、南平王 高李兴、吴越王钱镠、岭南王刘隐、闽王王审知、契丹耶律安巴坚等，既以反 映当时的实际历史情况，又表示此时的正统统绪业已中断。
    王祎《大事记续编》对五代纪年的安排，与北宋欧阳修的编纂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欧阳修《五代史记》即以后梁在先而首叙《梁本纪》，其《纪》论曰：“呜呼 ，天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春秋》之于大恶大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这也说明王祎并不是不 讲对历史善恶的道德评判，只是在对通过怎样的史学形式来表达对历史的道德评判与朱 熹等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即对于正统的理解不同。
    当然在如何处理历史上之统绪的问题，王祎的《大事记续编》也不是如《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所说，完全依照欧阳修而悖于朱熹的观点。例如在对待南北朝时期政治统绪的处理，王祎便是不取欧阳修而取朱熹的观点。其于刘宋永初元年的“解题 ”中论道：
    欧阳修《正统论》绝晋于建兴，而复不与魏。阮逸作《元经》绝南于齐之初，进魏于孝文太和五年。司马光《通鉴》以宋、齐、梁、陈为正统，及隋灭陈，然后以统归之。宋庠《纪年通谱》绝南于晋亡，进魏于明元帝泰常五年。朱熹曰：刘聪、石勒诸人皆晋之故臣，故东晋以君临之，宋、齐何可比东晋？自古亦有无统时，南北止当并书。今从朱氏及《纪年通谱》。[11]
    因此《大事记续编》在这时的书法上，是对南北各政权等量齐观，并以小字并书各国 纪年。说明王祎的《大事纪续编》，在处理历史上的正统问题，以及随之引出的纪年形式等问题，仍然具有自己特有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则是来自于他《正统论》及《改元论》所阐述的基本理论。
    总之，王祎的正统论是具有自己品格的正统论。尽管王祎以他的正统理论对历史进行阐释时，仍不可避免的存在有对历史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矛盾冲突，但是王祎所提出的，并在《大事记续编》中实践的，这种“四绝”、“四续”，淡化“夷夏之辨”的正统论，对于明初史学及政治实践的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元史》的编纂。《元史》没有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出发，将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视为“伪”或“闰”朝，而是承认元朝的统一大业，将它作为“绍百王之正统”的一环予以叙述，其中，身为总裁宫的王祎，是起有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