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1907年秋入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1919年曾专门开设过“史籍讲读--《文史通义》”[11]，这是内藤氏在近20年的京大教授生涯中以史籍专书为对象开设过的唯一课程。中国史学史是内藤氏始终十分关注的课题，晚年他致力于整理、修订的两本书就是《支那史学史》和《支那上古史》[12]。他自己颇为自得的一点是他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探寻了从唐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一条线索，指出了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相承与超越。他这样概括章学诚学术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章实斋是戴东原、汪容甫同时代的学者，他的名著《文史通义》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史观，对经、史、子、集各部进行综合性的批判，其渊源虽可指陈为刘向歆父子、梁刘思勰的《文心雕龙》、唐刘知几的《史通》、宋郑樵的《通志》，但实际上却不妨说全是独辟境地。本来所谓‘文史’一语，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是指《文心雕龙》、《史通》等这一类批评性著作的，这类著作以阐述学术源委、著作流别为目的，而章实斋的书，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采的一部。……章实斋史学的后继者委实不可指望，其人亡其学绝，……我们这些学者在研究支那近代学术发展时，于汉宋学派之外的这一派绝学绝不可轻易放过。”[13]
    从1919年讲授《文史通义》专书课，到1920年发表这年谱，内藤氏确实堪称是“最早发掘这个被埋没的学者，显彰其学问的一个人。”[14]
    内藤氏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内藤谱）主要取材于他手中的抄本《章氏遗书》。此外，他还收藏有多种章学诚的著作版本[15]，或可稍补抄本《章氏遗书》的不足。另外，他还用了一部朱筠的《朱笥河文集》。他说：“如参考章氏友人的诗文集等，应该更有所得，……其旁采博证留待他日增订的时候吧”[16]。但内藤谱不失为简明扼要，章氏一生的重要行踪、事迹都提及了，如居何地、依何师、与何人交往、何时应科举试、何时主讲某某书院等等，基本上每年都有所记录，少则几十字，多则三五百字。
    三、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内藤谱刊出后，以不能再快的速度及时到达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手中。那是因为胡适正好于这年的9月起与京都大学的青木正儿先生有十分友好而频繁的通信和互赠书刊的学术交流[17]。从胡适给青木氏的信上看，他分别于1920年11月18日和12月14日，也就是杂志出版的当月就收到了青木氏寄赠的《支那学》第1卷第3号和第4号[18]。内藤谱立即引起了胡适的兴趣，他在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写道：
    “我也是爱读章氏的书的人，但章氏遗书此时很不易得，《文史通义》之外的遗文，我仅搜得四、五十篇。内藤先生说他去年得抄本十八册，这句话引起我的‘读书馋涎’不少！内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项遗书？若一时不刊布，他能许我借观此书的目录吗？章实斋一生最讲究史法，不料他死后竟没有人好好的为他作一篇传！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19]
    但过了一个月，即1921年1月，胡适就得到了浙江图书馆铅字排印的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并立即对之进行校读。京都方面，青木、内藤、石滨纯太郎等先生也都通过胡适购到了浙江本《章氏遗书》。同时，青木氏也给胡适寄来了手抄的内藤氏藏本《章氏遗书》的目录，浙江本与内藤本在篇目上互有出入。胡适通过青木氏向内藤氏借抄，读到了内藤本比浙江本多出的15篇中重要的《礼教》、《所见》两篇[20]。这时，胡适又借得一抄本，此本比浙江本多出8篇，比内藤本也有所增益[21]。另外，《中国学报》上登出的《史籍考目》及《史籍考序例》也是补足内藤本的重要资料。
    胡适在得读内藤谱后的短短几个月内，迅速掌握了更多的《章氏遗书》资料，这是他重修年谱的文献基础。
    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注重谱主思想学术的变迁，注重兼及谱主及师友的事迹，尤其突出在当时思想界有代表性的戴震、汪中、袁枚三人，与谱主作比较评论，为独立的人物传记式的年谱开了一条新路径。这种年谱形式后来确为学术界所借鉴，如汤志钧的《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等。对于在一个时期内有十分影响力的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学者，这种内容广泛，注重人物评品的年谱确实比较合适，可以起到“不仅能考见实斋（谱主）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22]的作用。
    至于在具体事实上胡谱对于内藤谱的补漏与纠缪，可见内藤在后来写的《读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其中共提及12条，计纠缪4条，补漏8条。内藤氏之误有误读汉籍而致者，如把章母父亲之名误为“耐恩”者；有对汉籍查读不审而致者，如把布政使陈东浦误为“道员陈东浦”者；也有一时疏忽而致者，如把嘉庆四年已未误为“戊午”者。在现在看到的《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所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这4条都已更正了，并注明据胡谱改正。而胡谱增补的8条内容，大体是因为胡适掌握并阅读了比内藤氏更多的资料，除最后一条实斋卒月为11月，在全集内藤谱中已补上外，其余未作增补。
    胡谱于1922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随即寄赠1册给内藤湖南先生，封面上写道“敬赠内藤先生 表示敬意与谢意 胡适”。这本书现存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成为记载着一段日中学者学术交流佳话的文献珍品。内藤氏的《读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年谱》最早列于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发行的《支那学》第2卷第9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