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姚名达对章实斋年谱的研究贡献
    姚名达对章实斋年谱的贡献，一是于1927年4月发表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即《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二是在1928年9、10月间完成了对胡谱的增补工作，即1931年出版的《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
    姚名达是胡适的学生辈。他在1925年3月，买读了胡谱，便起了研究章学诚之意。当年秋季，他进入清华学校史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正式确定自己的史学史专修题目为“章实斋的史学”。于是，“买浙本，借刘本”[23]，开始了他极有步骤和条理的研究工作。
    首先，作师承年谱。本着“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的目的，对于章学诚这样一位独立特行的学者，应该探求其学术师承渊源和背景，以见其思想学术并非凿空而来。所以，姚名达先于1926年1、2月间作了一份《邵念鲁年谱》。邵氏是章学诚最为推崇的一位前辈学者，名廷采，清顺治、康熙年间浙江余姚人，著有《思复堂文集》，章氏著作中有10多处提及念鲁，引述《思复堂文集》的。章学诚的本师朱筠，也是对章氏很有影响的人物，章学诚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入朱筠门到朱筠去世，前后10多年间亲炙受业，从德行到文章，得之于朱筠者颇多。所以，姚名达又于1927年2、3月间作成《朱笥河年谱》。
    其次，重编章氏著作。姚名达在检读各种《章氏遗书》版本之时渐渐萌发了改编《章氏遗书》的想法。因为现行各个版本都不够理想，浙江本不全且校勘粗疏，错误不少；刘氏嘉业堂本虽堪称搜集最富，却也谈不上编排得当。更主要的是这些本子对章氏著作的写作年代都缺乏考订。姚名达于是重新立意，从方便读者、突出学术思想的宗旨出发，对刘氏嘉业堂本作了删剪和重新编定。大致以篇为单位，以各篇的主旨归部，共设“论学”、“论文”、“论史”等12部，删去一些无关学问的篇章。关于各篇之后，凡著述之年地可考者，一一注明。这一工作于1926年冬完成，取名为《章实斋遗著》[24]。
    再次，作成新的年谱。在做重编章氏著作的过程中，姚名达对章氏著作无疑有了更深的阅读和研究，于是得以不断地增补胡谱。胡适是在自己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付刻后才知道刘氏嘉业堂正在刻印更为资料丰富的《章氏遗书》的。所以，他在胡谱《自序》中表示：“希望刘先生刻成全书时，我还有机会用他的新材料补入这部年谱。”[25]没想到这一工作由姚名达代为进行了。但姚氏对年谱有自己的看法，又因为计划着要出版《章实斋遗著》，所以姚名达自己作了一个适合于附于文集之后的“附见性”的新年谱。这就是1927年4月发表于《国学月报》第2卷第4期上的《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姚谱）。
    姚谱与胡谱的不同之处，姚氏在姚谱“引言”中作了介绍：
    “一，适之先生做的有议论解释和批评，我做的只有记述。”
    “二，适之先生做的多引实斋论文，我做的多引实斋自述的话。”
    “三，适之先生做的有遗漏或错误处，我都已补足或改正了。”[26]
    姚谱的特点是力求简洁，客观记述。对于在年谱中怎样较好地反映谱主学术思想的变迁，姚认为引谱主论文不是一个好办法，而应该作以下两方面努力。一是从谱主初做文章到其绝笔，一一排定其文章写作的时地，作成一表，读者“循表读文”，自然可了解到谱主的学术大略及发展变迁；二是若谱主有关于自己为学经过或学术思想的“自评自述”的话，把它依年月抄入年谱，可起到“自报家门”的作用[27]。关于章实斋著作写作时地的考定，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章实斋本人很注重“以文为史”，强调文人作者在写作时要留下写作时间。他说，前人因不明此意，往往不在自己的文章后注上撰写时间，所以后人在编定前人的文集、诗集时不得不竭尽心力，左右求证其写作时间，才勉强理出个前后始末来，还不免有穿凿附会、鲁莽失实之处。至于“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来就隐晦不明，闪烁其辞，给后人的考定时代更增添了困难。所以，“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便后人得而考镜也。”[28]但不幸的是，当时流传的章氏著作的各个版本，绝大多数都已没有注各篇的撰述年月，这就给年谱的作者提出了一项任务。胡谱作了一部分著作年月的考定，但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搜求资料来作出考定。这就是姚名达所说的第一方面，他作了很大努力，但尚未能将章氏著作全部考定出来。所以，所谓“著述表”，在姚谱中并没有完成。然而，姚氏通过上述他自己设定的两方面努力，使得姚谱以1万多字--只相当于胡谱的3／4的篇幅，在记述事实方面却比胡谱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内容。
    1928年6月开始，姚名达继续作《章实斋著述考》，力求把章氏著作的每一篇都考出年代来。8、9月间，为了考定《文史通义》中若干篇的年代，他专门到浙江民间去寻访遗书的抄本，此行“犯暑蹈危，东奔西跑”，总算有所收获，访到了北京得不到的抄本，解决了不少问题[29]。但要考出每一篇的年代来，几乎只是个“理想”，所以姚氏的《章实斋著述考》终未见正式发表，但其“著述考”的新收获，都反映在《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中。
    因为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准备将胡谱收入“万有文库”，改排版式重新出版，胡适闻知后，即请姚名达为他的旧谱作增补工作，两人并商定了增补体例。由于姚的资料都是现成的，所以在浙江回来后不久，只用了两个星期，就于1928年10月中旬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不知为何，这个增补本于1931年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史学丛书”的一种出版。
    姚氏的原则是“增补”，对胡谱原文几乎无所更动，“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别插入原文，并不说明谁是新补，谁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