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颁手诏后之举孝廉及第者，可从存留之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
    例1：史行简，字居敬，魏州冠氏县人。贞观十八年应制举孝廉科射策高第，释褐授文林郎，终于汴州尉氏县主簿。(20)
    例2：颜仁楚，字俊，琅琊人。“弱冠州举孝廉，射策高第，授文林郎，贞观十有八年也。”(21)龙朔元年(661)，授庐州巢县令。麟德元年(664)，终于左卫长史。
    例3：元罕，字客子，河南洛阳人。“以唐贞观十九年州辟孝廉，射策上第，解褐任商州上雒县尉……以唐永徽元年十月一寝疾，终于官第，春秋四十有九。”(22)
    (三)代宗宝应二年至德宗建中元年明诏孝廉科，与进士科、明经科同时并行，属常科。
    《唐会要·孝廉举》：“宝应二年六月二十日，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令公卿以下集议……敕旨：‘每州每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治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其明经、进士并停，道举亦宜准此，況所司作条件处分。’”此罢进士、明经等常科敕旨颁降不久，因遭朝臣反对，即收回，科举取士仍按“旧法”施行。于是重新恢复进士、明经、孝廉等常科。值得注意的是，孝廉科行之未久，至德宗建中元年罢去：“(宝应二年七月)敕旨：‘进士、明经，置来日久，今顿令改业，恐难其人。诸色举人，宜于旧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23)
    史实表明，宝应二年之后，不乏孝廉科登科人。
    例1：归登，字正礼，苏州吴郡人。“事继母以孝称”，代宗大历七年(772)，即宝应二年复置孝廉科后之第九年，登孝廉科高第。(24)
    例2：张汶，字清德，京兆长安人。建中三年，即建中元年罢置孝廉科后之第三年，“擢第孝廉。贞元五年，释褐受申州钟山县主簿。”(25)按：据此，建中三年虽离罢孝廉科已有二年，该科考试尚曾举行，可能是出于缓冲矛盾的惯性，罢孝廉科未能遽然废止。
    (四)代宗宝应二年之前孝廉科一直存在，宝应二年孝廉科并非新置，而是唐初孝廉科的延续。
    陈飞提出的宝应二年曾有“新孝廉”之设，主要根据是杨绾“依古制‘察孝廉’，废除明经、进士之科”的建议。史书记载如下：
    ……(杨绾)再迁礼部侍郎，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今之取人，令投牒自陈，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举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刺史当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其通者，送名于省。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举孝廉与旧举兼行。”(26)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建议到底有没有实行？
    事实是，唐代宗在摇摆了一阵之后，最终并未采纳杨绾罢进士、明经科，依汉制察科举，所谓新置孝廉科的建议。这从宝应二年六月、七月前后两条针锋相对的诏敕可以看出。六月，曾采纳杨绾建议，降诏“州县每岁察孝廉”，但至七月即降“举孝廉与旧举并行”之敕，从而彻底否定了杨绾罢进士等常科、采用汉举孝廉之古制之议。如果单从宝应二年敕旨“举孝廉与旧举并行”字面上理解，此“举孝廉”与“旧举”进士科、明经科等，有所区别，似乎孝廉科是宝应二年复置或新置。事实上，孝廉科自唐初以来，断断续续举行，并未中止过。宝应二年，之所以强调孝廉科与旧举进士、明经科并行，其背景是礼部侍郎杨绾，奏请罢科举，罢投牒自陈(不许个人申报科举考试)，恢复汉朝州察孝廉之科(属察举，非科举试)。唐代宗经反复征求大臣意见，从开始同意杨绾罢科举到最后不同意罢科举，一切仍依旧法举行，当然包括孝廉科在内。
    上引《唐会要·孝廉举》所载六月、七月两条敕旨，充分说明唐代置科举与罢科举之争的激烈。六月敕旨，是同意杨绾意见，罢进士、明经、道举等科，依乡举里选“举孝廉”。此敕颁降后，可能激起社会强烈反响，七月即收回，仍诏“诸色举人，宜于旧法兼行”。就是说，进士科、明经科、孝廉科等，仍依旧法举行。反而是孝廉科，至建中元年废罢。大量史实证明，贞观以后至宝应前，孝廉登科不绝其人。
    例1，高宗朝：张锡，“年十九，郡举秀才。明年，又以孝廉登科，发迹霍王府参军……享年七十有一，以开元十四年九月廿七日，终于河南里。”(27)按：张氏20岁登孝廉科，以开元十四年(726)71岁计，其登科年应为高宗上元二年(675)。
    例2，武周朝：周诚，“弱冠国学生，孝廉擢第，解褐补润州金坛尉……(开元二十五年)终，时春秋五十有五。”(28)按：周诚弱冠(20岁)擢第，以开元二十五年卒年55岁计之，登第之年当在长安二年(702)。
    例3，武周朝：李庭训，“陇西成纪人也……弱冠举孝廉擢第，解褐申王府参卿……(开元二十一年)卒，春秋五十。”(29)按：以玄宗开元二十一年50岁卒推之，弱冠登科时间为长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