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广泛存在着商人或手工业者的同业组织，不同语言里其称呼各不相同①，英语称之为“guild”或“gild”，中文通译为“行会”，有时也译为“同业公会”，或音译为“基尔特”。欧洲不同城市的行会组织差异颇大，但又有共同的特征，正如皮雷纳所说：“尽管各地的同业行会在内部自治权的限度上、在政治势力上都有所差异，但是它们的经济组织在整个欧洲却是一样的。无论在哪里，它们的基本特征相同。”据皮雷纳总结：“中世纪的同业行会在本质上可以解释为一种工业公会，根据公共权力所承认的规则，而享有某项职业独占权”，“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工匠免受外来的竞争，也免受同行之间的竞争。”②布罗代尔谈到：“行会的职责是要协调本行业成员间的关系，并在琐碎的涉及日常生活的争执中，保护本行业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人的侵犯。”③马克垚指出，行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还是一个社会组织④。金志霖指出：“行会基本上是一个享有封建特权的封闭性组织。其封建特权主要表现在对外拥有就业垄断权，对内则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管理和监督。”⑤总括各家见解，可以看出，行会是一个同业者组成的实体组织，其基本功能是：对外享有行业垄断特权以避免外来竞争，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
    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些中外学者以欧洲行会为参照物⑥，梳理和分析中国古代城市中的“行”，将其视为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行会类似的组织。其中两项成果具有开创意义：一是全汉升1934年出版的《中国行会制度史》⑦，通过“行会的起源”、“萌芽时代”、“隋唐时代的行会”、“宋代的行会”、“元明时代的行会”、“会馆”、“近代的手工业行会”、“近代的商业行会”、“近代的苦力帮”等专题，勾勒了中国行会的发展轨迹；二是1935年加藤繁发表的长篇论文《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⑧，对“商人同业组织的行”、“元明清时代的行”、“行和会馆”、“隋唐以前同业商店的街区”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读过这两篇论著，人们很容易形成如下两点认识：第一，前近代中国也存在着“行会”组织，其性质和功能虽然与欧洲的行会有很大差异，但也不乏类似之处，两者都是工商业者自发组织的行业组织；第二，中国的“行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团行”、“铺行”到“会馆”、“公所”的演变过程。
    上述两项成果问世以来，尽管时冷时热，中国的行会问题一直没有淡出学术视野，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著。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学术观点也日益多样化，或认为中国的“行”与欧洲行会不乏类似之处，或认为两者完全不同，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行会”⑨。但总体看来，上揭两点认识，迄今仍是比较流行的基本看法。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和论著的过程中，感觉关于中国古代“行”的性质和功能，虽然已经是个老问题，但由于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而且存在诸多误解，主流看法似乎也难以成立，故不揣浅陋，以资料略微详细一些的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为中心，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和疑问，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关于宋代“团行”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全汉升等学者试图将“行”溯源到先秦时代，但直到隋唐时期，才正式出现“行”的名称和具体记载。而将分散经营的工商业者组编成“行”，承担为官府买办物料等任务，更是宋代才确立的新制度。这种引人注目的制度变迁，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是城市管理体制和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自先秦以迄唐代的城市，长期保持着“坊市分离”格局。“坊”又称“里”，或合称“坊里”，是城市中的居住单元和基层单位，四周由坊墙围绕，坊内不许开设店铺；城中的交易场所称为“市”，亦用墙垣围绕。魏晋以前，载于“市籍”的工商业者均要居住在市内，其后管制有所松动，工商业者可以在市外居住，但其交易则必须到市内进行。到唐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在坊内或破墙侵街开设店铺者越来越多，“坊市分离”制受到强烈冲击。五代时期，临街开门的行为，正式得到法令的许可。降及北宋，坊墙逐渐消失，原来封闭的坊市被开放的街巷所代替，店铺与住宅混杂交错，最终形成了“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
    唐代的“行”，是由在“市”内相对聚集的同业者组成的，每个“行”都有“行头”。贾公彦解释《周礼》中之“肆长”时，即举“行头”以与之对应：“肆长，谓行头，每肆则一人，亦是肆中给繇役者”；“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⑩唐德宗贞元九年(793)，针对“陌内欠钱”问题敕曰：“自今以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11)可见官府确实利用“行头”以控制其众。对于这些史料，学者们有不同理解。如胡如雷认为，“行头并不是工商业者的代表，而是代表地主政权在市场上掌握政令的职官”(12)；而肖建乐认为，“行头”是被同行业者选举出来的，通常出面代表本行业与官府打交道(13)。细绎文义，“行头”应是官府所“立”的“给繇役者”，而非同业选举出来的代表，胡氏之说似更妥帖；当然，“行头”是否为“职官”还可斟酌，更可能是一种“职役”。换句话说，唐代的“行”，乃是官府管理市场和佥派徭役的工具。因同业者在“市”内相对聚集，也可以将“行”视为一种“组织”，但它仅存在于“市”内，功能单一，与西欧的“行会”在性质和功能上有着根本的差别。
    与唐代的“行”相比，有关宋代“行”的记载更加丰富一些。其中最常为人引用的，是耐得翁和吴自牧的记载。耐得翁记云：“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饭行是也。又有名为团者，如城南之花团、泥路之青果团，江干之鲞团，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其他工使之人，或名为作、如篦刃作、腰带作、金银镀作、钑作是也。”(14)吴自牧亦云：“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15)、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等作分。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16)除京师外，地方城镇也置有行，真德秀谈到：“黄池一镇，商贾所聚，市井贸易稍稍繁盛。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若使依价支钱，尚不免为胥吏减克，况名为和买，其实白科。”(17)今河南省滑县四间房乡北呼村有一通元祐八年(1093)重修古庙的布施碑，从碑文可知，宋时白马县有磨行、绳行、食行、果子行、斛斗行、青果行、酒行、车马行、泥圬行、纸马行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