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顺便说明：在讨论中国行会问题时，不少学者勾勒了一个从“团行”、“铺行”到“会馆”、“公所”的变化过程。如李华云：“行会在唐代称行，宋元一直到明初称‘团行’，由明中叶到清末又改称‘会馆’(按：指工商业会馆，并不包括同乡会馆在内)、‘公所’、‘公会’。名称不一，但内容与性质相同--都是带有封建性的行会组织。……行会组织的首领，在明以前称‘行首’或‘行老’，明清时代称‘值年’，由行内‘富裕’的工商业者共同选举和轮流充当，故又称‘轮值’，以主持行会内外的日常工作。”(80)梁治平云：“一般认为，中国的行会源起于唐(“行”)，发展于宋(“行”、“团”)，而发达于明清(“会馆”、“公所”、“堂”等)。”(81)金志霖云：“中国行会虽然组织名称多有变化，唐宋时代称‘行’，宋元至明初称‘团行’，明中叶以后称‘会馆’、‘公所’和‘公会’，另外也称‘帮’、‘会’、‘堂’、‘庙’、‘殿’等。”(82)韩书瑞指出铺行是以职业为基础的“行会”后接着说道：“一些行会向团体性更强的同一体(a more corporate identity)的迅速转变，是明代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对有一个地方可供集会和住宿的冲动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被称为‘会馆’的团体。”(83)这些看法不一定妥当。“会馆”或“公所”，实际上是发端于明、兴盛于清的一种新型的、自发的民间组织，与“团行”或“铺行”的性质全然不同，两者之间绝对没有传承转化关系。关于明清时期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兹不赘论。
    收稿日期：2011-08-20
    注释：
    ①参见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页；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30页。
    ②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164-166页。
    ③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331页。
    ④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326页。
    ⑤金志霖：《英国行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⑥在欧洲，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既是两种行会类型，也代表了行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商人行会“每个城市只有一个，它们基本上由其所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市民组成”，“是一个全面监督和管理城市工商业活动的机构”；后起的手工业行会则“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范围，或者说某一部门之中”。手工业行会的出现，是导致商业行会衰落的主要原因。欧洲行会的基本特征，在手工业行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参见金志霖：《英国行会史》，第32、69-70、72-74页)。中国学术界所说的行会，特别是作为中国古代“行”之参照物的行会，主要是指手工业行会。
    ⑦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以下本文所引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重印本。
    ⑧原载日本《史学》第14卷第1期，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7-369页。按，1927年，加藤繁就发表了《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一文，但作者后来发现该文考证部分存在错误，遂重新撰写了此文。
    ⑨参见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6页。
    ⑩贾公彦：《周礼注疏》卷9《地官司徒第二》“廛人”条、卷15《地官司徒第二》“肆长”条，《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8、738页。
    (11)《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2页。
    (12)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8页。
    (13)肖建乐：《唐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形成》，《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
    (14)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