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毕自严：《度支奏议·广西司》卷1《覆御史黄仲晔补还青银佥报流商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页。
    (64)关于“类册”，景泰年间给事中李瓒等曾经提到：“京师天下之根本，近因大兴、宛平二县奏：连年买办物料，供用不给，欲将京城内外开张铺店之家，逐一照依所卖物货名色报官，听候买办。见差给事中、御史等官，在外清查类册。”(《明英宗实录》卷255，景泰六年闰六月壬申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5505页)
    (65)参看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0页。
    (66)嘉靖《通州志略》卷4《贡赋志·杂赋》，第64页。
    (67)参看佐佐木荣一：《商役の成立につぃて》，《历史》第15号，1957年，第19页；佐藤学：《明代北京におけゐ为铺户の役とその银纳化》，《历史》第62号，1984年，第58-59页；《明代南京におけゐ为铺户の役とその改革》，第79-80页。
    (68)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议处铺行疏》，第330页。
    (69)Susan Naquin,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98.
    (70)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第87-88页。
    (71)一些学者认为，明代各行都应当有“行头”。明代留下的资料浩如烟海，笔者披览所及，发现提到“行头”者颇为少见，不免怀疑设置“行头”是否普遍现象。
    (72)《明孝宗实录》卷57，弘治四年十一月庚寅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1103页。
    (73)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议处铺行疏》，第332页。
    (74)《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4页。另，曲彦斌谓：明代“诸行行首协助官府管理行户事务，例如，‘如遇行户逃故消乏，许其(管理市场的官吏)告首(行首)查实豁免’。”(《行会史》，第63-64页)恐属望文生义。
    (75)参见沈榜：《宛署杂记》卷7《廊头》、卷9《马政》，第60、74-77页。
    (76)据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议处铺行疏》，重纸铺户的职责是“应办各衙门公用纸札”(第331页)。
    (77)孙懋：《孙毅庵奏议》卷下《十分贫乏铺行无力办纳重大纸张乞怜比例区处以便官民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第346页。
    (78)比如，拜占庭的行会就与西欧诸国的行会差异颇大，它不是为其成员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国库的利益服务的，政府利用行会控制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并规定了参加行会的资格和手续，行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对所发生争执的处理办法等，迫使成员共同遵守(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导论，第3-4页)。拜占庭的行会虽由政府组织和管理，但仍具有作为同业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行会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完全不同，但与拜占庭的行会存在一定的相近之处。事实上，中国的“行”并不具备拜占庭行会那样的功能。
    (79)嘉靖末年以降，北京铺户改为纳银代役，铺户银都是按坊铺而非按行业征收，这也证明原本就不存在作为实体性组织的“行”。
    (80)李华：《中国行会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第15、16页。
    (81)梁治平：《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第90页。
    (82)金志霖：《试比较中英行会的本质特征》，《史林》2005年第2期，第105页。
    (83)Susan Naquin,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