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4，武周朝：张九皋，“弱冠孝廉登科……(裴伷)表授海丰郡司户……天宝十载四月二十四日疾遽，薨……春秋六十有六。”(30)按：以天宝十载(751)66岁计，其弱冠登科之年应为长安二年。
    例5，中宗朝：卢友度，“弱冠知名，善属文，举孝廉擢第，拜德州安陵尉……(天宝三载)终于道政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八。”(31)按：据天宝三载终年58岁推之，其弱冠孝廉擢第时间为中宗神龙二年(706)。
    例6，中宗朝：宋裕，“年甫十六，孝廉擢第……以常调祉杭州于潜县尉……(天宝二年)十月有五日，终于睢阳郡，春秋三十有七。”(32)按：宋裕37岁卒于天宝二年，以此推算其生年为神龙二年，其16岁孝廉科擢第应为开元十年。
    例7，睿宗朝：孔齐参，“弱冠孝廉擢第，解褐行宋州参卿事……春秋五十有二，以天宝三载三月终于官舍。”(33)按：以天宝三载孔氏52岁计之，其弱冠登科之年，应为睿宗太极元年(712)。
    例8，玄宗朝：裴炬，“弱冠擢孝廉，青紫可拾，曾为卫军尉，文武在焉……转金州仓参军……以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卒于官舍。春秋三十有一。”(34)按：以裴炬开元十六年31岁计，弱冠登第应在开元五年。
    例9，玄宗朝：李著，“年十四，通《左传》、《尚书》、《论语》、《孝经》，以其年举孝廉擢第……开元廿六载八月五日终于万年平康里，春秋十七。”张忱石按：“以年龄推之，其擢第之年为开元二十三年。”(35)
    例10，代宗朝：乘著，字太质，魏郡人。代宗大历七年，“年未弱冠，以孝廉擢第，起授越州萧山县尉。”(36)按：大历七年，即宝应二年复置孝廉科后之第九年，离德宗建中元年罢孝廉科尚有八年。
    可是，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历天宝至肃宗朝宝应元年，尚未及见有孝廉科登第人，史载，开元五年曾降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37)又，“开元、天宝间，始专重明经、进士。”(38)两者是否有因果之联系，致开元末一度中止了孝廉科，值得注意。
    综上所述，自唐武德初至德宗建中元年162年间，孝廉科始终为考试科目。但不排除中间或有短暂的中辍，如开元二十四年至肃宗朝至宝应元年这26年。
    三、建中后之“孝廉"为明经科之别称
    孝廉科在唐代实行了160多年后，终于明令罢停：“(德宗建中元年)六月，敕孝廉科宜停。”(39)然而，唐朝政府明令罢孝廉科后，在传统的唐代文献与新出土文献资料中，依然出现“孝廉举”、“孝廉擢第”等称谓。此“孝廉”，已难以概视为唐代正式科目，往往成了明经科的别称。究其所以以孝经作为明经的别称，因孝廉科考试内容专一经，与明经科考试五经、三经、或一经(学究)，有共同之处。故而，玄宗朝开元二十五年所颁一道敕书就说：“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40)
    显然，视明经为孝廉、进士为秀才，渊源有自，在罢孝廉科之前，已为朝中共识。一旦废罢，唐人好雅称，以孝廉比明经，则渐成风气，浸润于各种文体。如中宗景龙二年(708)登孝廉科之李迥，在与其夫人合祔的建中二年墓志中被提及出身时，则用“明经”呼之：
    公讳迥，字秀美，赵郡赞皇人也……及冠，应孝廉举擢第，□一命晋州神山县主簿……以开元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终于洛阳县会节里私第，春秋有二。(41)
    公讳迥，字秀美，赵郡人也……修词立诚，学优登仕。弱冠明经出身，解褐授□□□□□……以开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终于东都尊贤里之私第，春秋卅有□。(42)
    张忱石按：后者为合祔志，夫人刘氏卒于大历十年，合祔于建中二年。距前志云李迥卒于开元十八年达51年，年代已久，合祔志记李迥事差错甚多，如解褐授晋州神山县主簿已不知；卒年误开元十九年，多记一年；享年“有二”，误作“卅有□”。但李迥科第上，前者“及冠，应孝廉举擢第”，后者作“弱冠明经出身”，孝廉即明经，完全一致。(43)上引李迥与夫人刘氏合祔《墓志》撰于罢孝廉科之次年，即建中二年，《志》文将景龙二年登孝廉科的李迥，称为“弱冠明经出身”。说明唐人在建中之后，已视孝廉为明经。
    同样于景龙末举孝廉登科之陈岩，《宣室志》作者张读亦称他是明经入仕：“颍州陈岩，字叶梦，武阳人，间侨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泰州上邽尉。”(44)张读，宣宗大中六年(852)进士，唐后期人，时孝廉科早已罢废，故于先前之孝廉科，则被士林风气，以明经称之。
    反之，明经科在建中以后，或以孝廉见称。盛唐诗人孟浩然送张参应举明经还乡诗，即以孝廉别称之。(45)晚唐诗人李商隐送别《五经》及第人刘映，在赠诗中也以“孝廉郎”相称。(46)
    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以及《全唐诗》、《全唐文》等载籍中，在建中元年明令罢除孝廉科后，举孝廉擢第之类记载屡见，然已不能视为科举科目孝廉科得第者，可以断定皆为明经之别称。
    欧阳詹《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今年孝廉郎高阳许君，授常熟尉者，实紧(县)中之美。君十三举明经，十六登第。后三举进士，皆屈于命。去冬，以前明经从常调。”则以孝廉雅称明经。(47)欧阳詹为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此文当在建中元年之后所撰。
    故而，清徐松在其《登科记考》之“凡例”中特别写明：
    唐之秀才科罢于永徽，孝廉科停于建中。中叶以后，则以秀才称进士，孝廉为明经之号。凡斯之类，不可以文害意。(48)徐松划定的这条界线，是正确的；他提醒涉及唐代科举科目，“不可以文害意”，也是值得重视的。可是，一些研究唐代科举的论著，却未能重视徐松的告诫，忽视了唐代孝廉科实行160多年的事实以及最后罢去孝廉科的下限，导致视唐代孝廉登第人均为明经科出身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