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中间市场，指的是史学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历史传记、历史小说等的评论和创作。中国古代史学家中多有“传记”高手，近现代也不乏名家名作。而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历史传记和历史小说，创作者多与史学界不相干，尤其是后者。历史传记和历史小说等又是当前许多人通过轻松的方式接受历史知识和观点的重要选择之一，可以说影响大，穿透力强。但是，不少史学工作者连“评论”都觉得有失身份，又何谓“创作”呢？这其实是专业知识的一种极大浪费。史学界在中间市场无足轻重的状况亟需改变。
        开发新市场，即史学工作者大胆地去涉足有关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等的评论、创作与拍摄，以有助于生产出更多地把历史美与艺术美更好结合起来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从本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史学大家郭沫若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历史剧。此类成功范例早已成空谷足音，不禁使人生出丝丝苦涩。
        其次，史学作品走向文化市场，不应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
        我们认为史学作品应随社会时代的进步潮流，并为之摇旗呐喊，而不是随金钱之波而逐流，要有益于人而不是相反。如由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所吸引的观众数量十分惊人，忠于原著也值得称道。影片《红樱桃》以一则发生在一个中国女孩身上的故事，让观众去沉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永远无法抹平的精神创伤。历史小说《李自成》、《曾国藩》等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那里口碑不错。无庸讳言，类似于此，既有教育意义又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不是太多。相反，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作者和书商，抓住在社会转型期中一些人因失去信仰和缺乏理性，产生出追求赤裸裸的原始本能的人格缺陷，大肆造作。经他们之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帝王、皇后和军阀武夫等的荒淫无耻、宦官的性变态等都闪亮登场，并且不吝笔墨，着力渲染。为满足一些做着发财空想梦的人，豪商巨贾“传”又纷纷出笼，其中有的“传主”与经商无关，被强行拉入。在传中，作者绘声绘色地去描述豪商巨贾如何玩弄“钱变权，权变钱”的官商勾结的鬼把戏、行贿受贿的伎俩，等等。长此下去，史学普及只能说“道路曲折”，不能说“前途光明”。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读者对史著的接受及其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很多学者比较容易认同历史传记、历史题材作品是史学普及的形式，但却认为史著的“普及”是不必要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偏差呢？一是认为史著的学术性与“普及性”只有对立，没有统一。在强调所谓“学术性”的思想偏颇影响下，一些史学成果在理论上的尖深玄虚，使人如堕云中；部头之巨大，使人不敢正眼相望；语言之枯燥艰涩，使人难以卒读；等等。这种成果欠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对读者的关注，只好“养成深闺”中，成为“明日黄花”。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将学术性与“普及”、与读者割裂的思维偏向的结果。二是对历史学的全过程认识模糊，不少研究者只重视自己的撰述过程，忽视社会和读者接受的过程。其实著作的完成只是全过程中的一半而已。如果将读者纳入考虑范围，史学工作者在思维方式、写作习惯等方面都需作出较大的适应性调整。18世纪英国杰出的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说：他要使他的著作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摆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采用通俗的方式，不用一个注释，将本来像一团乱丝和枯燥无味的问题，如阴阳五行、封禅、神仙说、灾异说、受命改制，谶纬等，像讲故事一样一个一个有条不紊地讲出来，而且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如胜，娓娓动听。这是在长期潜心研究和高超的语言能力基础上产生的上品。可以说，只有对读者的重视，才会出现既有学术品位又有可读性的史著；只有相当数量的史著得到普及，史学普及才是完整的；只有完整的史学普及，史学才算是与社会时代同步。
        综上所述，“三分”史学作品类型既是史学作品现状的反映，更在史学普及问题上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史学社会功能与具体作品的特殊功能之间的关系，史学消闲功能等都有赖三分法而成立；文化三市场说、关注读者更是与三分类型存在直接对应关系。反过来看，后边两大部分的论说又使史学作品“三分”更具合理性。可以说，以上所讲史学观念的调整与转变，将使史学普及更具活力；从长远看，史学普及的情况将影响到我国史学在下一世纪的合理定位、存在方式和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