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药材贸易及水陆交通
    武陵山区丰富的药材资源，巨额的产出，除少量区内消费外，便是经由农村市场再通过区域市场运销区外。
    农村市场主要是草市和传统的集市。草市指州县城外自发的非官方设置的不定期、随时均可进行交易的场所；而传统集市则大多定期定时，即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3)唐时内地，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草市相继涌现成为常态；在时代潮流带动下，武陵山区也出现了草市。郑谷诗“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24)草市一般在陆地，也有的在水上。王维诗“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25)史载“黔、巫(叙)、溪、峡，大抵以水银、朱砂、缯帛、巾帽相市。”(26)这里仅提及黔、巫(叙)、溪、峡4州，其实岂是仅此而已。唐人贾耽《贞元十道录》云：“黔、涪、夷、费、忠、播、溱、琛(当为‘珍’)、南九州……东与施、溪、锦、奖四州隔一高岭，其南、溱、珍三州又与剑南泸州接境，风俗颇同。”(27)这里所谓“风俗颇同”，包括了武陵山区的黔、费、忠、施、溪、锦、奖(业)等7州，表明用药材水银、朱砂作媒介进行交换在本区是十分的普遍。而这些交易自然主要是在农村市场进行，即“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28)
    如果说唐代武陵山区虽出现了草市，但为数尚不多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则情势大变，这从以下事实可以概见。草市之兴，原因多种，不少方家已专题论及，兹不赘言，现结合本区历史实际，就其与军事据点相关者略申一二。
    唐末五代战乱，南方少数族人乘机脱离中原王朝控制；赵宋建国，唐时一些正州沦为羁縻州，或者根本就直接由少数族人所领，如唐黔州，辖彭水、黔江、洪杠、洋水、信宁、都濡6县，至宋仅领彭水、黔江2县，其余4县全为田氏占领。为制止少数族人的扰乱，宋政府在民族杂居之域或少数族人所据边境，置兵戍守，如绍庆府(黔州)彭水有洪杜等4砦，黔江有白石等砦；辰州有会溪城、池蓬、镇溪、黔安3砦，其所属4县亦各有砦；而沅州的卢阳、麻阳、黔阳、渠阳则有铺。以上城、砦是军事据点，铺是邮递驿站，都有为数不等的士兵驻守，执行各自的军事、民事任务。这些士兵是完全脱产的军人，军官还有家属老小，他们远离内地，处荒山野岭、深谷丛林中，日常生活食用，不可能全由内地供给，必得取之当地，吸引附近农民携农副产品以及小贩担日用品前往销售，久而成市，军事据点同时成为商品交换之所，宋时武陵山区草市多数因此而起。
    草市作商品交易场所，自然有职业工商业者和其他各类居民入住，市肆、邸店随之而兴，出现了承包官府征收商税的商贩(29)，店铺昼夜营业，顾客通宵畅饮，乃有“草市人朝醉，畬田夜火明”(30)的喧嚣热闹。
    区域市场指区内所设之诸州县市。《唐六典》卷30《州县官吏》记上、中、下州及上县均设市令并有属员丞、佐等，中、下县“无市则阙”(31)。这表明朝廷规定诸州及上县必设市，中、下县则可设可不设。唐时武陵山区有13州5上县(黔州彭水，辰州沅陵、溆浦，叙州龙标，溪州大乡)，则至少有18州县市。宋时政区略有调整，然市场格局总体变化不大。特别是为加强与少数族人的经济联系与管理，宋政府更在缘边州县设置专门的交易场所。熙宁六年(1073)，“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淳熙二年(1175)臣僚言：“溪峒缘边州县皆置博易场，官主之。”(32)这更促进了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构建。
    区域市场是城乡经济的连接点，也是域内外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幅射力。域内水银、丹砂等药材通过它集中运销出口，域外的缯帛、巾帽以及必需生产资料也经由它流向农村市场而转到农民手中。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药材贸易可得而言者，以下诸市为最：
    施州市。武陵山区唐时设13州，各州皆贡药材，然以施州所贡品种最多，凡5种(麸金、犀角、黄连、蜡、药实)(33)，居全区之冠。所贡如此，所产更多。前述利川县(唐施州清江县境)有齐药山，即因其诸药皆备而得名。有人作诗记施州种药、贩药、采药盛况云：“山人不解艺禾黍，剪尽荆榛开药圃。……刀耕火耨笑人忙，抛却农书翻药谱。”这是种药。“药贩居然列市廛，药租且免输官府。”这是贩药。“男携背篓女肩锄，同向蓝桥求玉杵。蛮烟瘴雾积未消，采向深山爇松煮。药气浑如草气熏，药名懒比花名古。”这是采药(34)。此诗作者系清人，然所述种药宋时施州即有人工栽培黄连者(35)，至于所述药贩列市廛、所采药名比花名还古，也显然不仅是清时，前朝早已如此。苏轼《送乔施州》诗“鸡号黑暗通蛮货”，自注云：胡人谓犀为黑暗(36)。这清楚表明宋时施州通宵都有药材交易，而“黑暗”(犀)只不过是以个别表一般的艺术手法而已。讨价还价一整夜，这样的交易绝不会在露天，只能是室内，这也可证《种药吟》所云“药贩居然列市廛”，宋时或已有之。又，清人述施南府(唐、宋施州)“风俗”云：“商贾多江西、湖南之人，其土产苎麻、药材，以及诸山货负载闽粤各路，市花布绸缎以归。”(37)所谓“风俗”，都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必有历史积淀。清人述施南府“风俗”，和唐人元稹所言“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帛、巾帽相市”(38)正可印证。
    沅州市。宋沅州，领卢阳(州治，今湖南芷江)、麻阳(今贵州铜仁东，湖南麻阳西南)、黔阳(今湖南黔阳西南)、渠阳(今湖南靖州)4县(39)，依《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25－26图，其州域在东经109°－110°，北纬27°－28°之间，大体相当唐锦、叙(巫)、业(奖)州之地，故将宋沅州与唐锦、叙、业3州看作同一区域。《新唐书·地理志》记锦、叙、业3州贡光明丹砂、犀角、麸金、蜡(40)；《宋史·地理志》记沅州贡朱砂、水银(41)，均见丹砂在沅州的重要地位。唐宋时的五溪蛮，“按其地长沙西南黔中五溪之地，皆为其有”，正在沅州、辰州域内，“土俗：其民射生而食用，输布与朱砂、银(似应为水银)。”(42)纳税用朱砂，朱砂在少数族人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亦可概见。朱砂是名贵药材，有利可图，吸引域内外商贩麇集也很自然。史载卢阳“尤多药物，江南、江右商贾咸集焉。卢人藉以充足，有以也。”(43)清人王协和《芷江道中》诗“土禁丹砂穴，风吹白芷香。……估舲通汉口，驿路接黔中。”清人王养宸《立富顺新市志喜》云：“商贾皆藏市，荆榛辟道中。地名随地锡，山径傍山道。一厂余新绿，修平扫落红。令人思往事，鼓舞乐从公。”(44)既言“思往事”，则反映诗中所述商贾藏市，商贩麇集，其来久矣。比如宋、元、明、清黔阳县东南均有洪江寨，当沅江上游今清水江与巫水汇合处，乾隆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乘流东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45)这些都是历史积淀使然，一个寨堡草市尚且如此，更何况州县区域市场。
    辰州市。宋辰州领沅陵(州治)、溆浦、辰溪、卢溪4县(今均属湖南)，大约相当唐辰、溪2州之域。唐时土贡药材，其品种仅次于施州，其丹砂最负盛名，所谓“辰、锦砂最良”(46)，因名辰砂。唐宋时即有域外商人携“缯帛、巾帽”进入本区交换“水银、朱砂”(47)，相沿成习，至于后世，更加旺盛。乾隆《辰州府志》卷9《赋役考》：“旧志所载药味、榔桑木诸贡尽改充军饷，四邑中旧有殊砂之解，今则非需用不取也。”此所谓旧志载辰州4邑(即4县)旧有朱砂之解，正是唐宋时期。又同书卷16《物产考下》：“药之属：薏苡仁、茯苓、黄精、何首乌、牛膝、土牛膝、益母、天丁(一名老鼠刺)、地丁、续断、谷精草、香薷、紫草、丹凤、木通(即通草)、茵陈草、西枯草、木贼、独活、天麻、豨莶草、车前、龙胆草、香附、寄奴、白芨、钩藤、金银花、天南星、半夏、石菖蒲、升麻、王不留行、赤芍药、海金沙、苦参、桃仁、细辛、茨菰、桔梗、前胡、威灵仙、黄连、黄岑、金樱刺、白藓皮、山豆根、旋覆花、骨碎补、艾、臭牡丹、甘菊、乾葛、密蒙花、白芷、蓖麻子、荆芥、薄荷、紫苏、青蒿、大戟、栝蒌、仙茅、苍耳、青葙子、狼毒、大小蓟、蒲公英、草乌、藁本、商陆、常山、马蹄香、芫花、木蓉、木鳖、萹蓄草、黄药子、白药子、瞿麦、淫羊藿、枸杞子、地骨皮、草薢、五味子、黄柏、厚朴、五加皮、杜仲、吴茱萸、灯心草、五桔子、八角莲、牛舌草、牵牛、鱼腥草、麦门冬、菟丝子、络石草、蛇床子、独角莲、地肤子、滑石、石青、石绿、黄蘖皮、地锦草、艳容草、怀香子。以上诸药皆辰郡三厅四县(即辰州全域)所产者，其多寡不齐亦不过数十件之异耳。其中货于四方称上品者甚多。”前列数十种药材，绝大多数系非人工种植的自然资源，其生长、采集都有历史渊源，而“货于四方称上品者甚多”，自然也是前朝承传。另辰州府沅陵县(府治)五坊厢，“外省客商，贫民肩挑市贩，竭力谋生。”六都“各商辐辏，土地富饶，货财充裕。”(48)明辰溪县城郭外有黄溪口，“溪之左岸，爨集如市，旧为商贾往来之所”，以该溪附近的罗子山“产多药饵”(49)。清人记明时事称“旧”，明时之“旧”，则宋元辰州已是“客商辐辏”、“商贾往来之所”了。
    黔州市。唐宋黔州，两汉属巴郡涪陵县(治今重庆彭水)，是武陵山区最早的药材输出基地。巴寡妇清开采丹砂并转输秦都咸阳，受到秦始皇表彰，此后以至于唐，史书、本草述丹砂皆云出涪陵，反映汉唐之际各朝所消费的丹砂均涪陵(即唐黔州)外销。黔州唐贡犀角、光明丹砂、蜡(50)，宋贡朱砂、蜡(51)，药材仍是其主要出口商品。天圣七年(1029)两川四路经水路运药材，“不可胜记”(52)，其中相当数量当出自黔州。黔州所辖黔江县，属中下县，可设市也可不设市，而药材贸易竟“市麝脐以百计，市蜂蜡以千计。”(53)成交量非常可观，难怪黔江药材销售历千年不衰，至于近代。同治《黔江乡土志》载：“本境土药行销城乡，零售每岁约二、三万担，土药运出老郁山一带，每岁约万担”(54)。
    区域药材市场的兴盛及域内外药材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均有赖交通给力。李唐王朝为保证政令快速传递及漕运转输通畅，十分重视水陆交通建设，除一再申令保护前朝各代所建国道外，并在地方诸州县亦劈山修路，《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述包括武陵山区在内的各州郡时，均有四至八到，详记各州至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诸州里程；而《通典》、《太平寰宇记》乃有记州至县的里程者，如卢阳郡(锦州)东至卢溪郡(辰州)670里，南至龙溪郡(奖州，后改名业州)渭溪县界150里，西至渭阳县150里，北至当郡招喻县界50里，东南到潭阳郡(叙州，后改名巫州)300里，西到当郡渭阳水路150里，西北到当郡常丰县水路200里，东南到卢溪郡(辰州)麻阳县水路300里等等(55)。这表明其时即使是经济开发滞后的武陵山区各州县无论是域内之间，还是通往域外都有水路陆路可以相互往来，标志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这些本为传达政令和转输贡赋而修筑的道路，客观上成为当地药材贸易、商品流通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