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社会变革”假说--“回到内藤湖南”
    自20世纪初期，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1866-1934)提出宋代近世说，后经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人的发展，由“Naito Hypothesis”(内藤假说)到“唐宋社会变革论”，遂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个研究范式。①流风所及，到50年代，欧美汉学界也积极追随、商讨。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尤其青年学人更多置身其中，争论热潮持续升温。一时间，唐宋变革论是“一项富有创见的发明”②，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③，该“学术命题不断释放出鲜活的问题意识，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其题虽旧，‘其命维新’”等等论说④，不绝于耳。
    毋庸置疑，“唐宋变革论”是一个具有较强历史解释力的学术命题，它对于深刻认识唐宋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演进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也需要注意到，当今国内讨论“唐宋变革论”者，多借助这一国际话语而自说自话，或简单地将某些议题的讨论时段置诸唐宋两朝，自名“唐宋变革”，而从根本上远离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本来之论旨。本文为了讨论的准确，暂且“回到内藤湖南”。内藤湖南最初并未完整地提出所谓“唐宋社会变革论”，实乃其弟子池田诚、宫崎市定等归纳而出。其最初借鉴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分期说，“从学术上”将唐宋历史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唐朝是“中世”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这一过渡期表现出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人民经济地位上升、文化的民众化倾向、民族意识高扬等中国近世特征。所谓唐宋变革，是“唐宋之交”从“中世”到“近世”的转移。倘回到内藤假说诞生的时代，可以发现，这一学说并非单纯从学术出发，实则暗含有内藤湖南“国际共管”论的思想依据，是为日本国侵占中国服务的。⑤本文暂不涉及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深层政治思想背景，仅就其学理层面讨论。
    在研究中，亦有学者以“变迁”、“转变”、“转折”等取代“变革”等术语，但似无改其研究旨趣。正如柳立言所说：“Transformation”--“变革”和“Change-Transition”--“转变”、“转折”、“变化”的词义，宜须明辨。变化、转变者，世间万物均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当属渐变，是包含不分大小(范围)、不分轻重(程度)和不分缓急(速度)的变；“变革”则应为剧烈性的质变，是近乎“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重大转变(例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在内藤等“遥距感知经验”(借用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心理分析概念)视角下阐释中国的话语里，依照宫崎市定等内藤湖南后学“历史中国”的图像，在唐宋之际，政治(譬如从门阀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选官与任官、兵制与法律、党争性质、平民地位)、经济(譬如货币经济、土地制度等)和社会文化艺术诸领域内，均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那么，这一国际性学术命题究竟在怎样的“历史”层面反映了“历史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呢？它能涵括所有唐宋时代的社会内容吗？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延续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主体；变革和断裂是支流，是部分。唐宋社会哪些领域发生了变化，哪些仍旧延续，随着时空变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更趋客观的认识。以唐宋社会做比较，并非所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所谓“变革”；即便是变化的领域，也并非毫无例外地发生在“唐宋之际”。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条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是不曾发生剧变的：(1)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广袤国土上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亦应变化无多。(2)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一如欧美学者所盛赞的社会流动洪流，但就官僚队伍的整体构成而言，由荫补入官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无质的区别；在“刑不上大夫”的法律规范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境况以及行政运作的人情化、无序化，唐宋两朝亦无质的区别。(3)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规范人心的行为规则，或在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受“胡风”影响较多，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紊乱，以至于欧阳修等主流儒家卫道士大声呼吁：“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⑥入宋后，经过儒士们的努力，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基本返回到中唐以前的传统之中，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两宋不断增多的读书识字群体的传布而更加深入民心。而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及其在民间的传布，也与此前唐朝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再有，唐宋男女婚恋的自由度也不曾发生剧烈变化。⑦即便是在唐宋时期确实发生变化的一些领域，也并非千篇一律，或是唐朝前后期即发生了变化(譬如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变革)，或是唐宋之际(譬如科举制，唐朝强调门第，宋太宗朝之后才开始强调出身；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东移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等)。⑧由此观之，作为一种学术“假说”的唐宋社会变革论并不能将所有问题囊括在内，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术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