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近年来地方史研究如火如荼，对传统中国区域间的差异，许多学者均有揭示，兹不赘述。参见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收入行龙等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2)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载《文史哲》，2009(6)。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载《历史研究》，2011(5)。
    (23)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1-2)。
    (24)陈春声指出：“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难免有‘隔靴挠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走向历史现场》，载《读书》，2006(9)]。
    (25)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之《中古历史的南方脉络·代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26)刁培俊：《南宋“乡村社会”管窥》，见《国学研究》，第24卷，第1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7)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2-2，1982，pp.365-442。[美]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79-8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4-8页。
    (28)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清华大学学报》，2010(1)。
    (29)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1)。
    (30)葛兆光：《宅兹中国·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