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变革论”之反例--对乡村职役、元丰改制、身丁钱物的考察
    从宋朝乡役制、元丰改制和身丁钱物的征收三个方面来观察，它们或者不能纳入唐宋变革论所设定的“唐宋之际”这一时段，或者有反复而不能一概而论，或者在区域差异方面展现出“不变”的社会内容，皆与“唐宋变革论”论题有悖。
    (一)乡村职役制--唐宋村民管理者的具体变化时段
    有关“唐宋变革”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变化具体时段，内藤湖南最初认定是在“唐宋之际”。当今讨论唐宋变革的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划分，即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或说中唐至宋初，即8-10世纪，内藤及其弟子多如此认定。那么，具体到中国帝制时代乡村民户的管理制度--乡官制和乡役制，自唐至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呢？
    首先，有关乡官制转变为乡役制的时间及其反复。⑨在唐宋时期，里正等乡役的社会地位，就文献资料所呈现的历史表象看，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唐以前的里正等，是帝国政权领域的“乡职”，是衔接县政的一级行政建构，似乃《韩非子·外储说右》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社会控制模式。唐代史料显示，里正等乡官一般在应差之时，都有免除部分赋役的优待；相对于宋朝的职役人员而言，一般可任职多年，且有一定的晋升空间；从王朝规定的着装上看，也与普通民众不同。⑩“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的“乡官”之说(11)，或许是当时人们普遍性的认识。然而，中唐以降则不然，此前的乡官已沦落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贱役”。对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役考二》中大发议论。(12)由此可见，中唐至两宋，虽然称其为职役，但里正等“职”的一面渐被侵夺，“役”的一面日益凸显--这一“职”一“役”之间，政治身份的变化悬殊。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就两宋而言，这是在内外交困、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入不敷出的窘境下，为了在财政上集权中央和王朝机器的有效运转，帝国自身有机体不断侵蚀其“神经末梢”利益的表现。
    其次，乡官制和乡役制下村落民户范围的改变及其反复。自唐至宋，乡村中的直接管理者，其概略为：第一，不但包括有自乡官到乡役这一身份性的转变；第二，在乡役人“管理”的范围方面，自唐朝“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改变为五代十国和宋初的100户左右，再转变为熙丰后250户为一都保、25户为一大保、5户(或为虚设)为一小保的形式。乡村中乡役人负责催驱赋役、防治烟火盗贼等事务的乡里(乡都保)范围缩小了不少。理想化统一化的制度付诸实际执行，往往发生很大的演变--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境况在此显现，至少宋代潼川府路泸川县即为一“特例”。(13)就此而言，自中唐开始直至北宋，乡村管理者变化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曲折、反复，直到北宋后期才逐渐固定下来。倘若以此验之“唐宋变革”，时段上抵牾不合，其间的反复更难以毕现“历史中国”的真实面相。
    (二)元丰改制--官僚体制领域的反例
    宋神宗朝推行的元丰官制改革也可视为“唐宋变革”说的一个反例。北宋前期，士大夫们普遍不满于沿袭于唐末五代、弊端重重的官僚体制。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名实不符，官外有官。如所周知，宋朝官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由此带来的弊病也就难以一一毕述。譬如，宋初沿循唐制，省部寺监的官，备员充数而已，基本没有实际的职掌。吏户礼刑工兵六部的尚书、侍郎与左右谏议大夫等，都空存其名而无其实。于是，北宋前期朝堂内外出现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14)的混乱局面。以至于司马光慨叹“今之所谓官者，古之爵也；所谓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畴功。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乱，名实不副，员数滥溢，是以官吏愈多而万事益废”。(15)其二，机构严重叠合，官吏虽多而事废。宋初的许多官制设置，一个机构可以办理的事情，多半情况下会同时设置三几个机构。究其实，皇帝的用意是在分割主管臣僚的事权，防止其专权。譬如宰相的事权一分为三，设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军事机构则设有兵部、枢密院和三衙，以互相牵制。这样一来，衙门之间互相牵制，做事则相互推诿，以至于行政效率相当低下。其三，冗官冗禄，国蠹财乏。宋初以来，科举录取人数不断增加，荫补入官的人员更是屡增不减，即便是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吏的局面也势所难免。所有这些，催生出了宋神宗朝的官制改革。
    熙宁末年，宋神宗令臣僚校勘《唐六典》，以之为蓝图，设定各级官署，规定官员编制和职权、官阶。元丰三年(1080年)时，在蔡确和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做法有：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制，以正官名；罢文武散阶及吏人带文武散阶、检校官、宪衔等虚衔；确定了一些新的官品和寄禄官的新格，重新制定了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和九寺五监的条例和《元丰禄令》，改革了荫补时限，等等。(16)简言之，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对中唐以来差遣等制度的一次反复，是对唐中叶到北宋以来官制领域的一次较大变动。显而易见，如果将元丰改革也纳诸“唐宋变革”这一论域，则难以按照“唐宋变革论”给定的时段和研究范式，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