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唐两税法实施后“丁口之赋”的残存
    自汉唐以来，中国各代王朝以控制村落民户人丁的办法，征收赋税，差派徭役。人头税成为漫长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法脱离的枷锁。传统中国所谓“编户齐民”就是将所有民户纳诸王朝的控制体系，有产则有税，有丁则有役。纳粮当差是村民们对王朝应尽的义务。编户齐民必须在官府著籍，俾便纳税当差。不著籍为“脱漏户口”，律有惩罚。(17)隋朝的输籍定样，大索貌阅，唐朝宇文融括户等，就是针对隐匿人口、诈老诈小等行为所作出的对策。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唐朝将传统帝制时代主要农业税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转变为“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此后农民对王朝的人身依附渐趋松弛。但是，就目前宋朝的资料来看，“丁口之赋”依然在一些地区存在，尤其是在四川以外的南方诸路还大量地征收。据南宋陈傅良记载：“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兴国五年定纳钱一百；福州长溪有温、台等州投过一千七百余户二千余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见纳钱二百五十；苏州每丁纳米，自淳化五年定纳钱二百；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处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许将绢折纳。”朝廷虽屡有除放之举，奈何“府县占吝，奉行不虔”(18)，以至南宋各地犹有征收。李心传曾说：“闽、浙、湖、广丁钱，在国初，岁为四十五万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尝除之，后又复。”(19)梁太济详细考察了南宋时期各地蠲免、恢复的过程，指出宋朝两浙路身丁盐钱之完全丁税化又永与除放，荆湖北路纯州平江县之一度按丁定税，均表明“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是有着曲折反复的。学者或认为在宋朝时候已经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而究诸史实，仅是个别地方的特例，远没有形成一股潮流。更有甚者，有学者明确认定：赵宋朝廷蠲免身丁钱的做法仅仅是一个假象。(20)显而易见，两税法后的唐宋社会，虽然官方文献显示身丁钱处于逐步除放的过程之中，但人丁税还是存在着，并且在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普遍存在。
    总之，追溯内藤“唐宋变革论”议题之源，究其论旨，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唐宋时期尚有哪些“悖论”和“反例”的个案难以框定在既定议题范围之内，尚需更多的追索和探讨。
    三、“唐宋变革论”的反思与“区域差异”视野下的“历史中国”
    中国广袤国土内各个区域千差万别，兼而民族众多，姿态各异。譬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以及政治制度运行、礼法下达实行诸多领域，均难以皇朝一体化下整齐划一的发展进程一概而论。对此，学者早已揭示，甚而建构出“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华南)模式”等等。(21)就制度领域而言，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王朝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作用显赫。元朝统一后，南方与北方差异依然存在，导致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明中叶后改为南制占主导，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华发展，“元和明前期整合与发展”说或可修正风靡一时的“宋元明过渡”论。(22)就华南地区的研究而言，“在大一统的概念下，在不同的时空里实行同一个制度，可以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理由很简单：明清帝国均拥有庞大的地域和人口，东、南、西、北各个部分的地理环境有极大差异，风俗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地区，在帝国内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地域即使经历过共同的王朝历史，也各自有着内容很不相同的本地历史过程”。(23)可谓道破中国各区域间存在差异的实有历史面相。对于区域史或曰地方史的研究，学者们希望通过在“地方”、“区域”的“个体”研究中，努力凸显和构建“国家”(中华帝国之统一王朝)“整体史”；希望通过“小历史”精细描述，进而推动“大历史”整体构建，以凸显“历史中国”的整体图像。(24)中国这种存在已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有着独特的发展和前进轨痕。就文献记载和学者认知来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南”与“北”，近来有学者指出，过去多年来一般性认识，文献中的“南方”多是“中原中心论”或“北方中心论”意涵下的“南方”，是“王朝历史之下的南方地区史”，而不是“南方地区的中国史”。无论是华夏(中原)士人的叙述与书写，南方士人立足于“南方”的叙述和书写，还是南方“民众”的叙述和阐释，都会杂糅入“中原色彩”，从而导致了人们普遍认知中南北的差异。(25)实际上，宋朝文献中存在中原人(泛指北方人)认识中的“南方”、“南方人”与“南方社会”，抑或是南方人自己体认中的“南方”、“南方人”与“南方社会”，以及南方人有意识地展现给中原人(北方人)的“南方”、“南方人”与“南方社会”。(26)就个人理解，蒙元之前的王朝，即便是南方士人抑或为“南方”书写的各地人士，均难免或绝大多数具有“中原中心论”的意涵。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导致的区域性文献记载及学人的认知差异，似乎还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区域差异的一个侧面镜像，而非全部。千差万别的中国各地民风民俗，不同少数民族间的巨大差异，尚非已有文献所能一一完整毕现。文献所显示的既已如此，展现在学者面前的，自然就更难揭示区域历史视域下传统中国的全部蕴涵。就此而言，简单地以“唐宋社会变革”概指帝制中国时期所有区域内的内容，涵容所有的历史面相，无论如何是失于单一性的一种研究模式，难以概括多元化、立体空间内纷繁复杂差异巨大的“历史中国”。
    事实上，无论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社会变革论，还是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及美籍华人刘子健等提出的两宋之际社会变革论(27)，在乡村职役、元丰改制、身丁钱物的征收等问题上似都难有确当的印证：(1)时段上存在差距、制度上产生了曲折和反复；(2)难以据上述断定唐宋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中更难找寻出“近世”文明(类如“文艺复兴”)的历史影像；(3)忽略了纷繁复杂的区域差异。故此而言，所谓的唐宋社会变革，并非是社会发生“断裂”般的突变。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传统的力量往往相当强大。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问题，可见许多历史事物延续多于断裂。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多元、多途的，复杂不已，难以一概而论。即使社会发生变革，也有变革先后乃至出现反复。单一研究范式，未必能够涵盖所有历史中国的问题。对于来自欧美中心观的学术命题，对于“挑战与迎战”、“东方专制主义”、“停滞社会”、“超稳定结构”等等论点，需要在批判中扬弃。对于发源于日本的唐宋变革论，亦需谨慎辨析，虽不必在中国强盛的今日而自我满足地张扬自我，在“唱盛中国”(28)的格调下远离学术层面而大谈建构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也不必随队于域外学人之后亦步亦趋，甚至于“我们不要枉费气力，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29)。当然，为了更真切地发掘“历史中国”，我们当然需要别具只眼，超越中国局限，在“贴近感知经验”下力求“从周边看中国”，但也需力求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理解“历史中国”，恪守“中国立场”(30)。进而言之，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区域性差异，以传统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透视历史中国的镜像，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宏观学术命题，才能引领国际学术讨论，闪耀出中国学人的智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