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李鸿章根据伊藤博文上述函电要求而对袁世凯所做出的调停指示，对于朝、日“防谷令”悬案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鸿章在此后的致袁世凯电中称“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注：《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22页。），即足以表明他对伊藤博文的信任之情。可以说，这一次的书信联系对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因为伊藤博文成功地借用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影响力来解决了朝日之间多年不决的悬案问题，而李鸿章也借此充分显示了清政府对当时朝鲜王朝的优势影响力。同年6月5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而表示“防谷令”悬案之调停解决“办理甚为妥洽，倭使大石（秀按：指日本驻朝公使大石正巳）现已撤回，韩倭交涉事件，以后当易商办”（注：《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3162-3164页。），表现出对朝鲜问题之信心十足。
    然而，就在一年后的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开战，当时在清政府方面是李鸿章几乎“以一人而战一国”（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第51-52页。），日本方面则正是由伊藤博文再度担任内阁总理的政府。这两位近代中日两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于多年书信联系及友好私交之后，终于兵戎相见，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中日战争的主要当事人，应该说已不仅仅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私人关系的一种遗憾，更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出现根本性逆转的一个开端。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曾通过荒川己次表示将派遣白己的外交幕僚、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到东京做为秘密特使与伊藤内阁总理联系”，以“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始谈判。”对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则表示日本政府“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却“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53年，第263-264页。），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拒绝李鸿章的秘密外交建议。然而，日本舰队在7月25日于朝鲜牙山海面突然袭击清军运兵船，从而以不宣而战的方式首先点燃了甲午战争的战火，罗丰禄的东京之行遂亦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次的秘密特使计划表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私交仍可以用做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高层秘密外交渠道，并成为后来李鸿章秘密派遣德璀琳赴日交涉计划的一个先声。
    战争的结果，清军先后败绩于海、陆两个战场，日军则连战连捷，并由朝鲜半岛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于是，清政府内部开始秘密酝酿对日议和，李鸿章则提议密派“洋员之忠实可信者”前往日本进行交涉，并向总理衙门推荐了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Gustav von）（注：《拟令洋员赴东探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0，第56-57页。）。其中，德璀琳多年“忠于为我”的外交顾问经历，特别是他曾参与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天津会谈而且与伊藤博文随员之“某英员相识”，便成为主要的推荐理由，毕竟派德璀琳赴日主要就是试图利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多年私交来开展和议交涉。
    正是出于对自己与伊藤博文多年私交的莫大期望，李鸿章除委托德璀琳带去一份以自己名义致伊藤博文“照会”外，还特意撰写一封私函一同捎去。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照会”的发出日期为1894年11月18日（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532-533页；《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第404页。按前者收录该“照会”之日、英两种文本，后者则仅收录其日文本。），其性质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外交文书之“照会（note）”，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一种外交信函（注：参见国际时事辞典编辑组编《国际时事辞典》，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57页；〔英〕R.P.巴斯顿：《现代外交（第二版）》，赵怀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72-73页。），德璀琳则对日本方面称之为“官方急件（an official despatch）”（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529-530页。），因此仍可以算做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的一件公函。在这封公函中，李鸿章转达光绪皇帝谕令自己派德璀琳赴日交涉的谕旨，并希望伊藤博文能够会晤德璀琳，具体筹商“彼此暂饬海陆两路罢战”以“复我平安旧例”（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532-533页；《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第404页。）。
    同时，李鸿章还委托德璀琳带去了仍是同年11月18日发出的致伊藤博文函，其性质则可以看做是介绍德璀琳及其赴日使命的私人信函。在这封私函中，李鸿章首先有意回忆当年自己与伊藤博文在天津“面商条约，两国平安，关系东方大局，和光洋溢，实获我心”的往事，进而提出尽管两国之间“战事既兴，条约已弃，无可挽回”，仍因为“若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希望能够“再试通辞，两国自行解说。”接着，他特别介绍德璀琳及其赴日使命，希望伊藤博文能够“赐见垂询”以进行密谈，并颇富情感地写道：“海天在望，引领为劳。虽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印以心也。”（注：《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第403页。）
    如果说前面的所谓“照会”是李鸿章试图对伊藤博文“晓之以理”的较为正式与规范的一件公函的话，后者则是完全用私人语气来试图对伊藤博文“动之以情”的私人书信。至于该两函的目的，无疑都是为了利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多年交谊来试图早日达成中日和议，以免“兵连祸结”的悲惨结局。然而，正如蒋廷黻在1938年所曾指出的那样，“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293页。按上引句原出自1938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蒋著《中国近代史》。）伊藤博文及其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因而根本没有理会李鸿章与清政府的上述一厢情愿。
    德璀琳一行于1894年11月26日抵达日本神户，并一再向日本方面表示自己携带有李鸿章的书函，要求将此书函“面交”伊藤博文，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外务大臣陆奥在11月27日致电伊藤博文，“坚决建议”伊藤博文“不要接见他，或接受李鸿章的信，而应签署命令，使德璀琳在限定时间内离开日本。”（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528页。按该电原文为英文，中译则参照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九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471页。）另据《伊藤博文传》记载，明治天皇也曾委托侍从长德大实则而向伊藤博文直接询问德璀琳秘密访日之事（注：〔日〕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下卷，第153页。），表明拒绝通过伊藤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渠道来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实际上是当时日本政府的一个既定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