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最后一次奉使下西洋时，年岁已高，他考虑自己去不了“天方国”，所以派遣分随古里船队前往麦加圣地。这样一种判断不是没有可能的臆测，马欢虽然说是太监洪某见“天方国”有使船到古里，于是遣马欢等七人随船前往，但是我们不能排除郑和亦预知其事的可能。还有一点应引起我们重视，那就是郑和本人的宗教信仰。郑和本人出生于一个穆斯林家庭，这已是学术界目前公认的，最有力的证明是永乐三年（1405）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郑和的父亲所撰写的墓志铭即《故马公墓志铭》，“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Bayan），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注：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2页。）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哈只”是人们对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的敬称，郑和的父亲、祖父都是朝觐过麦加圣地的“哈只”，可以想见郑和的家族是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注：据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的《郑和家世资料》记载，郑和是元咸阳王、云南王赛典赤·赡思丁六世孙。）明成祖选择郑和奉使西洋应当是有选择的，或许是郑和的父、祖都去过麦加，郑和在这样一个伊斯兰信仰浓厚的家庭里，他必然对西洋伊斯兰教国家的风俗、地理和语言文字有所了解。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立的云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称：“和之先世及同族盖曾朝天方，故和之冒险西行，亦非无因。”（注：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郑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证据还有：上文提及的陕西西安嘉靖二年（1523）《重修清净寺记》；郑和第五次奉使前曾去泉州城外回教先贤墓行香，现存有郑和行香碑记曰：“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思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注：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59页。），可见郑和是一位穆斯林，他来先贤墓行香即是又一种证据；郑和最后一次奉使前，还奏请修复了宣德五年（1430）失火的南京三山街礼拜寺，并且“郑和题请其子孙世守之”（注：《图书集成·职方典》“江宁府部汇考”言：“净觉寺在三山门内，明洪武间敕赐，郑和提起其子孙世守之。”又见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5页。）。另外，郑和第四次奉使回国后重修了陕西西安羊市清净寺。郑和作为一位穆斯林，拜访穆斯林清真寺和回教先贤墓，为了表达虔诚的敬意，应当是亲自为之，所以就有题记郑和之名的碑记。当然作为奉使下西洋的首领，他对于远洋航海的风险和艰难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他既要完成奉使的任务，又要保证船队的安全，然而他的船队中大多数人是非穆斯林，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一直流传中国的佛教和东南沿海船民的海神“天妃”信仰。因此就有了以郑和名义印刷佛经、修建天妃宫和天妃庙的事情，笔者认为这些事情尽管以郑和的名义进行，但郑和未必全部参与其事，但是无论如何，郑和是下西洋的正使，因而整个奉使下西洋的船队进行的活动都要以郑和的名义进行。（注：元代信仰伊斯兰教的蒲寿庚父子在至元年间主持泉州市舶司时曾促成元世祖忽必烈对女神妈祖的加封，这与他们主持市舶司和海运的客观环境有关。参见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40-242页。）
    郑和作为一个穆斯林，在奉使下西洋的途中也不断传播伊斯兰教。“他的远征是为他自己对伊斯兰的忠诚所激励，在远航中，郑和还尝试着传播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注：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阿·库斯提亚：《郑和将军：一位扮演多重角色的伟人》，载《郑和研究》2003年第1期第15页。）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郑和在东南亚地区传播了伊斯兰教，他们认为东南亚一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是由中国传入的，是通过郑和下西洋传入的。印度尼西亚一位学者认为：“一四零五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一四零七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回教社区，接着一四一一年，在安哥、安卓尔……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他们遵照哈纳菲教派的教义和义务用华语传播伊斯兰教”，到了“一四三零年，三保太监已经成功地在爪哇奠下宣扬回教的基础”。（注：转引自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413-414页。）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也记载爪哇人信奉伊斯兰教是由于“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注：同上。）印度尼西亚著名的伊斯兰教权威哈姆加曾写道：“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注：孔志远：《试论郑和与印尼的伊斯兰教》，载《郑和研究》总第十四期（1992年6月出版），第4页。）1980年8月30日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时代周刊》登载了题为《墓碑上的中国人印迹》的文章指出：“在明代，努山打拉格王国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爪哇第一个伊斯兰淡目王国的创始人罗登·巴达是中国侨生。”（注：转引自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416页。）马来西亚学者哈林姆认为：包括罗登·巴达在内的爪哇伊斯兰教九大贤人中，“有好几位是与郑和有一定联系的”，而且“有不少人具有中国血统”。（注：孔志远：《试论郑和与印尼的伊斯兰教》，第5页。）另外，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还用武力保护了满剌加王国的独立，使其免受信奉佛教的暹罗的控制，不久满剌加很快成为“盘陀诃罗和全体头人都信奉了清真教门”的国家。（注：许云樵译《马来纪年》，新加坡青年书局，1966年版第122页，转引自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载范金民主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南京郑和研究会编，海潮出版社（北京），1996年4月第1版，第257页。）“据《马来纪年》记载，为了加强中国与满剌加的友谊，明朝皇帝曾将公主汉丽宝下嫁给满剌加苏丹芒速沙。”（注：陈炎：《郑和下西洋对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载《郑和研究》总第15期（1992年11月出版），第41页。）
    根据从三宝垄的三宝庙取得的资料，郑和在访问爪哇以后，“接着1411年，在安哥（Ancot）即雅加达、井里汶（Cinebon）、杜板（Tuban）、锦石、惹班（Mojokertor）及爪哇其他地方，纷纷建立清真寺，”而且三宝垄的三宝庙就是当年“三宝太监及其侍从所建立的回教堂”，（注：李才：《印尼——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4-85页，转引自范金民主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258-259页。）这座清真寺建于1411年，是爪哇最古老的清真寺，后来当地华人将这座清真寺改为三宝庙。（注：孔志远、杨康善：《郑和在海外的影响及其意义》，载《郑和研究》2004年郑和文化论坛（专辑），第39页。）我们从现存的爪哇建于十五世纪的古清真寺来看，它们的特征都是具有多层屋顶、宝塔状的上层建筑——宣礼楼、顶端有皇冠状装饰和曲折的屋檐，与爪哇当地传统的单层建筑风格有很大区别，但是却与中国式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十分相似。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种风格的清真寺建筑显然是受到了郑和下西洋时建立的清真寺的深刻影响。同时，在马六甲也有相当数量的古清真寺，也体现了强烈的中国风格。（注：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载范金民主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1996年4月第1版，第259页。）印尼学者斯拉默特穆里亚纳同样认为：“1411年在三宝垄建成的爪哇最古老的清真寺……与1478年建成的爪哇淡目大清真寺相比，显然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爪哇的清真寺和中国南方的清真寺屋顶风格相同，”但与苏门答腊等地受阿拉伯建筑风格影响的清真寺有明显的差别。（注：孔志远杨康善：《郑和在海外的影响及其意义》，第39页。）斯拉默特穆里亚纳同时认为，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爪哇王国的衰落和伊斯兰教王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郑和以及其随从的传教活动。（注：孔志远：《试论郑和与印尼的伊斯兰教》，载《郑和研究》总第十四期（1992年6月出版），第8页。）郑和以及他委任的在当地留下的华人首领还建立了许多华人穆斯林社区，他们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