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洪氏是怀着一种激赏之情标举出这些令他倾倒、赞美的语言现象的。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美，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魅力，他是充分感觉到了，并且已经讲出它们能造成一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的文势，而且这种文势有如“风行于上而水波”那样的自然。但是也显然，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作用，以及作者为什么要运用这样的修辞手段，他还没来得及分析得十分透彻。实际上，复叠重沓，是人物内在感情，作品内在韵律的一种外现，自然也是造成文章气势韵味的重要手段。人们每当感情特别强烈、浓重、深沉，某种情绪汹涌澎湃不能自己，用一般语言、一般语序或仅说一遍不足以畅达时，便往往借助于重沓或复叠。毛遂所以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是因为他对于楚王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骄横不能容忍，特别是对于当着赵王的面呵斥自己这种羞辱不能容忍，所以先以拼死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然后抓住对方的无礼--“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从道义上摧折慑服之，接着便侃侃而谈，提出“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的高论。为什么议论完了又重一句“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这正是表现对于楚王的无礼，他毛遂是言已尽而气未消！《陈涉世家》叠用七个“死”字，是因为秦的暴政的确已经把他们那支谪戌队伍逼上了死路：“失期，法皆斩”，“藉第令毋斩，而戌死者固十六七。”面临死亡的威胁，陈胜吴广才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话，叠用“死”字，正突出了这次起义逼上梁山的性质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势。由于这里绝非玩弄字眼而是字与气并，言共意出，所以“死”字虽多虽重，“而不为冗复也”。
    洪氏注意的另一问题是《史记》的虚字。他在《容斋续笔》卷七“迁、固用疑字”条说：“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记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雍州好淛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按此条专论《史记》的疑问语气词，因为这确实是《史记》语言的一个突出现象--遇迷离惝恍之事，便以疑词出之。而《史记》用虚字传神，是其文章的一大特点，不止疑词，还有决词--者也，汉词等等。洪氏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人。
    洪氏还论及《史记》的结尾艺术。《容斋续笔》卷九“文字结尾”条，于拈出“老子《道德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其所之，乃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以三字结之”等例之后，又举“《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等求神仙长生故事，“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以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一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如此。”
    仅就以上三例，已可看出，洪迈究心于《史记》为文之道，沉浸其中，吟味玩索，时有所感、所会、所悟、所得，便随手疏记。由于他确实钻进去了，所以他的所感所会，所悟所得便每每能够抓住《史记》写作中的一些独具特点的典型现象，把这些揭示出来，提起人们的注意，这便是发明、是贡献。有些虽然仅仅是提出现象，并没多少理论分析，这也无妨，只要所提出的确实是《史记》特质之所在，是读者共同感到的普遍问题，就有价值。事实证明，洪氏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有人继起研究--象重沓复叠问题便有吴见思、姚苎田、钱钟书等继起，虚词运用有焦竑、李长之等人继起，结尾艺术也有林纾等人继起，而且都成了《史记》研究的传统课题。总之，洪氏究心《史记》为文之道，特别是对《史记》的语言研究方面，可以说作出了开辟性贡献。
    三、《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和研究
    《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着笔最多的集中在汉朝的几位皇帝和汉初的几位大臣。
    对于世所艳称的汉初三杰，洪氏于张良颇有微词，《随笔》卷二“张良无后”条有云：“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合，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对于韩信，则着笔甚少，而独钟情于萧何。对萧何，先在《随笔》卷七“佐命元臣”条倡言：“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然后历举“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险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专心与楚角，无北顾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充分肯定了萧何奠定国基的大功。《随笔》卷十三“萧房知人”条，就萧何荐韩信“遂成汉业”，房乔荐杜如晦，“遂为名相”而发论道：“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径而至矣。”点示出有一个能知人的宰辅，为国识拔真才，对于帝王的功业有多么重要。《续笔》卷九“萧何先见”条则指出，“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这里点出萧何的政治远见，是韩信陈平等没法与之相比的。《续笔》卷八，“萧何绐韩信”条，对当时流行甚广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俚语不以为然。洪氏深原萧何之心，为之辩白，指出“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高祖以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布遂反。”说明萧还是实事求是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明察的；又指出，萧何是在“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信”的情势下，才“诈令人称豨已破”，以绐信的。根据这样的情况，他分析：“何尚能救布，而翻忍于信如此？岂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变从中起，已为留守，故不得不亟诛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这个辩驳，鞭辟入理，是很有说服力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俚语，从同情韩信的角度讲是有其原由的，但归罪于萧何却是没有道理的。相反，萧何在对待和处理有关韩信的问题上，倒是前后一致，自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很鲜明：他荐韩信（以至追韩信等等）是为了汉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他深知韩信有这个才干）；他绐韩信（为吕后设计等等）也是为了汉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他看到韩信已经危及汉朝的统一和安定）。所以，萧何在韩信问题上，无论是始还是终，都是有原则的。有了以上诸条，对于认识萧何来说，当然不能说已经完满，然而对于萧何身上的一些闪光之点，却可以说是基本把握住了，如果将《随笔》中所有论萧何的文字都集中起来，那不啻是一篇精妙的萧何专论。
    与萧何相联系可以作为一组人物看的是曹参。关于曹参，《随笔》卷二“曹参赵括”条，论“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说明他是众望所归。卷五“汉唐八相”条，就“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发出“唯贤知贤”的感叹。萧曹一文一武，平时本不相能，然而萧何且死，推曹自代；曹闻萧卒，即趣舍人治装，曰“吾将入相”，确信萧何必然推荐他，这种相知之诚，确乎令人感动。洪氏把这归之“唯贤知贤”，从有高尚道德的人物往往心气相通来说，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但“唯贤知贤”说用之于萧曹，总嫌有点宽泛了。盖萧曹二人的相知，乃是在共同辅佐刘邦反秦和与项羽争天下这血与火的生死斗争中考验出来的，是以双方都有一腔对汉帝国统一大业的忠诚为基础的。他们的相知，是经过多少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品量出来的，非一般“友谊”、一般“贤贤相结”可比。卷七“名世英宰”条，称“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以说明象曹参这样的人，“盖非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也，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洪氏从曹参把握天下大势，抉择天下大计，坚定执行高祖、萧何所制定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方针，一切从天下万民的利益着想，绝无“扬己取名”之意，揭示曹参政治品质之可贵，这确属难得的卓见，能使人对曹参的政治品格在认识上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