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皇帝中，洪迈对高祖、文、景以及武帝都曾论及，于高祖、景帝多所批评而对文帝独多褒扬。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注意的倒是他批评什么又褒扬什么。
    《随笔》卷十四“汉祖三诈”条，批评“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渡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并议论说：“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在洪氏心目中，刘邦这些行径，有损身份！《续笔》卷二“汉文帝受言”条，标举缇萦上书事，盛赞“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身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对文帝心系百姓，由衷地给予肯定。《三笔》卷十一“汉文帝不用兵”条，引《史记·律书》将军陈武等建议对南越、朝鲜用兵，文帝答以“朕……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者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夷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见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洪氏以为“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而对于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表示深深的惋惜。对于景帝，《随笔》卷十一“汉景帝忍杀”和《续笔》卷九“汉景帝”两条，批判景帝“寡恩忍杀”和处事不公，“为人甚有可议”，而且提高到本性的高度，痛下诛心之论，说：“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然而“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身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袁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又以非罪置周亚夫于死地。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品质问题。洪氏之笔，可谓严于斧钺！
    在汉家皇帝中，洪氏评论最多最深，常有出乎意表之论的是武帝。《续笔》卷十“汉武留意郡守”条指出，“汉武天资高明，政自已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使，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但于除用郡守，尤所注意”，这从对庄助的考察，赐吾丘寿王书及委汲黯卧治淮阳三事可以看出来。这一条揭示出由武帝性格所决定的这一朝代若干行政特点，当时许多丞相成为“备员”，实根源于此。《五笔》卷四“武帝田鼢公孙宏”条独出新见，看出常遭人们贬斥的武帝、田鼢、公孙宏三人的一件大功劳。其论曰“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一时，鼢、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从“万世”与“一时”着眼，肯定三人在倡导儒学上的功绩。《随笔》卷五“武帝赏功明白”条，以“卫青为大将军，霍始为校尉”，“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匈奴）”，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而青不得益封者，以青亡失多，说明“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五笔》卷六“汉武帝喜杀人”条，讲到“武帝天资刚严，闻臣下有杀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称之”。举李广杀霸陵尉，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夫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从这件事和这段报语可以品出武帝所特有的性格趣味，可以领略其英风豪气与不同常人的思想逻辑。《续笔》卷二“巫蛊之祸”与卷四“武帝心术”条，更进一步切入武帝的心理心术，指出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实缘于武帝。说明“是时帝春秋已高，忽忽善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而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固是好事，然而使卜筮参与政治，“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门灭祖者，不可胜数”，以致引起“百僚荡恐”。洪氏认为这都是武帝博采异端所导致的祸害，“傥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随笔》卷二“戾太子”一条，更是透视武帝心理灵魂的绝好探镜。“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以上种种使我们感到司马迁对武帝了解之深。在汉家皇帝中，可算得是最为深知和亲知的一个，因为他在武帝周围从做郎中到太史令再到中书令，时间那么久。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史记》的《今上本纪》，肯定会有很精彩、很深刻的揭示武帝心理的篇章，可能由于刻露得过于赤裸和碍眼了，以至没能传下来。惜哉！
    综观洪迈对于《史记》人物的评论，有两个特点：
    首先，司马迁在写人物时，具有强烈的英雄史观和浓重的爱奇倾向，因而对于象张良、韩信、陈平这样倜傥非常，有着奇节异能的人物不免特予青睐，而对于在他看来才质平庸之辈，便屡屡露出不屑之慨。譬如《萧相国世家》的论赞中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曹相国世家》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如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绛侯周勃世家》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才如何如何……）”《樊郦滕灌列传》讲：“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好象这些人都是附刘邦这个真龙天子的骥尾，沾了韩信这样英雄的光才有所成就的，严重忽略了这些人物个人主体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而洪氏则转而注目于这些人物，着重发掘和阐扬这些人物在缔造汉帝国，开创这一历史新纪元中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他的论述，既凿凿有据，又识力不凡，讲得头头是道，读过之后，使人隐隐觉得，太史公在对待这两类人物的看法上，真的略有偏颇，需要稍稍扭一扭。
    洪氏为什么能见及于此，发前人所未发？看来一是他在衡人的标准上特重道德这一面：在才与德，功与德的天平上，他把德看得更重。拿这个尺度一量，张良、韩信便都显出缺欠来了。他这个标准不但对大臣，对皇帝也一样，正因如此，他对高祖的三诈当然便有苛词，而对景帝的“忍杀”、景帝为人“甚有可议”，以至武帝的“心术”就更不留情了。除此之外，洪氏之着意于萧、曹，恐怕还和洪氏父子都位极台辅，又处在一个守成的时代，因而对于萧、曹这样的治世功臣比对张良、韩信等打天下的豪杰有更多的相通和理解，对于他们的价值有更深的体察有关。
    其次，洪氏评论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不随人俯仰而往往独出新见。前引“武帝田鼢、公孙弘”等条是这样，《随笔》卷五“平津侯”条也是这样。这一条说：“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上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同卷“韩信周瑜”条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韩信破井陉一战，如果广武君的计策被采用，“信且成禽”。洪氏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不善观人者也”，其理由是“夫以韩信敌陈余，犹以猛虎当羊豕耳”，“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韩信所讲“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等语，“盖谦以求言之词也”。这种分析，详情入理，高人一筹。再譬如，对于陈涉这个人物，汉代扬雄完全否定，他在《法言》一书给下了一个字的考语：“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洪氏针锋相对，撰文指出“陈涉不可轻”（《续笔》卷十四），发论说：“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戌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足见其识见和勇气。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这是因为洪氏著作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总是有所见，有所为而发，而且对于他所评论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说法都深原其心，设身处地地思考过，象前面说到的他对“萧何绐韩信”等的分析就是这样。
    CONTRIBUTIONS MADE BY HONG MAI TO THE RESEARCH IN "RECORDSOF THE HISTORIAN"
    Ke Yong-xue
    （Chinese Department,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SYNOPSI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Hong Mai to the research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can not be ignored.These are:1."Model Language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which started the studies of the languageof the Records;2."Notes taken in Rong Study",a thonough study of the writing art of the Records;3."Notes taken in Rong Study",comments on and studi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Records.
    KEY WORDS Hong Mai rescarch in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language the writing art comments on characters